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的总抓手，其深度推进离不开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有效引领。在诸多治理能力中，群众组织力是党组织联系群众、动员群众、凝聚群众的核心能力，直接关系到政策落地的实效与乡村治理的效能。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与乡村振兴的全面铺开，农村党组织在组织群众发展产业、参与公共事务、应对风险挑战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同时也暴露出组织方式单一、群众参与度不高、内生动力不足等现实短板。对农村党组织群众组织力展开系统性审视，既是对既往实践的反思，也是为后续精准施策提供依据。

一、群众组织力的内涵界定与时代价值

群众组织力并非一个抽象概念，而是指党组织通过宣传引导、利益协调、制度供给、情感链接等方式，将分散的农民个体有效整合为有共同目标、有行动能力的集体力量的能力。在乡村振兴语境下，这一能力具象化为：动员农户参与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组织村民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引导群众参与乡村治理民主协商、激发返乡青年与乡贤创业热情等。其时代价值在于：乡村社会的原子化趋势日益明显，传统宗族与邻里纽带弱化，唯有强大的组织力才能重塑集体行动逻辑，将“一盘散沙”化为“一股绳”。同时，外部资源的下沉（如财政资金、项目支持）若无组织力承接，极易陷入“上面热、下面冷”的困境，导致资源浪费与基层治理内卷。

二、成效与经验：组织力提升的积极面向

首先，在组织架构与覆盖面上，多数农村党组织通过“村党支部—党小组—党员中心户”三级网络，将组织触角延伸至村民小组与院落，初步实现了“纵向到底”。例如，部分东部发达地区推行“党建+网格化”管理，党员包联到户，在疫情防控、矛盾调解中发挥了快速响应优势。其次，在组织动员方式上，不少村级党组织借助“积分制”“红黑榜”等创新工具，将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行为量化评价并与福利挂钩，有效提升了参与率。再次，在资源整合方面，通过领办合作社、盘活闲置资产、引入工商资本等途径，党组织以经济利益为纽带将农户凝聚起来，如贵州塘约村的“村社合一”模式，将分散农户组织进合作社，实现了“组织起来的力量”。这些实践表明，凡是在组织力建设上持续用力的村庄，其产业兴旺、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等维度均表现出更强的可持续性。

三、困境与制约：组织力面临的现实瓶颈

尽管成效显著，但检视全国农村党组织现状，仍存在三重突出困境。

第一，组织动员手段陈旧，对年轻群体吸引力弱。 部分农村党组织仍习惯于“大喇叭喊话”“开会发补贴”等被动式、行政化动员，缺乏对返乡青年、新农人等群体的精准对接。这些年轻群体更关注技能培训、电商创业、文化体验等发展性需求，但当前组织活动多以政策宣讲、卫生评比为主，内容同质化严重，难以激发其内生参与意愿。调研显示，部分村庄参加党组织活动的平均年龄超过55岁，年轻党员“名在人不在”现象普遍。

第二，利益整合能力不足，新型主体出现“组织真空”。 随着土地流转加速和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成为乡村经济的重要载体。然而，不少农村党组织尚未构建起与这些主体的有效联结机制。要么“以行政压制市场”，强行干涉经营决策导致关系紧张；要么“放任不管”，使新型主体游离于组织体系之外，形成“富了老板、穷了多数”的断裂格局。群众感受到党组织无法为自己争取到实实在在的利益，组织认同感随之下降。

第三，资源依赖与群众内生动力形成“悖论”。 当前不少村庄依靠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和项目资金维持运转，村级党组织习惯于“等靠要”，在组织群众投工投劳、自筹资金方面能力退化。部分村干部甚至将组织力简化为“发钱发物”，一旦资源断供，群众便“不喊不来、不推不动”。这种外生式组织力难以持续，反而削弱了群众的自力更生意识，形成“政策养懒汉”的恶性循环。

四、深层归因：结构性与能力性因素的交织

上述困境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源于多重因素的系统性作用。从组织层面看，村干部队伍“青黄不接”是核心短板。年轻党员多数外出务工，留守村干部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对新媒体的运用、对市场逻辑的理解、对契约精神的尊重均显不足，难以适应现代乡村治理的复杂性要求。从制度层面看，考核评价体系重“硬件”（如修路盖房）轻“软件”（如组织群众的方式与效果），导致村干部将精力集中于看得见的政绩，而忽视需要长期投入的“人心工程”。从社会层面看，农村社会阶层分化加剧，经济精英、政治精英、普通农户之间的利益诉求差异显著，传统的“一呼百应”式动员模式在利益多元化的今天已难奏效，而协商民主、利益相容的动员机制尚未成熟。

五、提升路径：多维协同的组织力再造

提升农村党组织群众组织力，必须跳出“头痛医头”的思维，构建系统化、差异化的提升方案。

一是创新组织方式，从“行政命令”转向“服务链接”。 党组织应善于利用互联网社群（如微信群、小程序）实现信息发布与民意收集的即时化；依托村务公开、民主恳谈等平台赋予群众参与决策的话语权；主动对接金融机构、技术团队、销售渠道等外部资源，帮助农户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实际困难。只有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党组织“能办事、办成事”，组织力才具有内生韧性。

二是培育骨干队伍，夯实组织力的“人才底盘”。 拓宽选人视野，从返乡大中专毕业生、退役军人、创业能手中发掘党支部书记与委员候选人；建立“乡土人才库”，将有意愿的年轻人纳入党组织后备力量进行定向培养；同时，通过定期轮训、跨村挂职、案例教学等提升现有村干部的群众工作能力与市场应对能力。

三是完善利益联结，以发展红利凝聚人心。 党组织应主导或参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运营，通过股改分红、劳务用工、订单收购等方式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在条件成熟的村庄，可推行“党组织+合作社+农户”的紧密型利益共同体，使群众在组织中获得超越个体力量的收益，从而主动维护组织权威。

四是优化考核评价，将“组织力”转化为可衡量指标。 增加群众满意度、活动参与率、矛盾化解率等软性指标在村干部考核中的权重，引导基层干部将工作重心从“向上面交差”转向“对群众负责”。同时，建立容错纠错机制，鼓励敢于创新组织方式的干部先行先试。

结语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组织，组织力的核心在群众。农村党组织群众组织力的强弱，不仅体现为一时一事的动员效果，更关乎乡村治理体系的长远根基与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当前，农村社会正处于深刻转型期，群众组织力的提升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从组织形态、工作方法、利益机制、人才支撑等多个维度协同发力。唯有真正实现从“管理群众”到“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凝聚群众”的范式转变，方能激发出乡村振兴最深厚、最可持续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