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末端神经，也是社会矛盾与公共服务需求的直接交汇点。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社会结构深刻变动以及利益格局持续调整，基层治理面临的任务日益繁重、复杂程度显著上升。传统的“部门分治”模式逐渐暴露出权责边界模糊、资源碎片化、响应迟滞等短板，而“协同治理”作为一种强调多元主体互动、资源共享与目标一致的治理范式，已成为破解基层治理困境的关键取向。政工工作作为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化解冲突的政治保障机制，在基层治理协同中发挥着独特的粘合与导向作用。然而，实践中政工工作往往被简化为单一的思想教育或活动组织，未能主动嵌入治理协同的系统框架，导致其政治引领功能与治理效能之间出现脱节。本文从政工论文的学术视角出发，系统审视基层治理协同强化的内在逻辑与现实障碍，并探索政工工作优化升级的具体路径，以期为提升基层治理整体效能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二、基层治理协同的内在逻辑与政工定位

协同治理的核心要义在于打破组织壁垒，实现政府、市场、社会以及居民个体之间的有效联动。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大合唱”，而是需要达成价值共识、制度衔接与行动整合。政工工作本质上是一项政治性、思想性、组织性高度统一的工作，其天然具有凝聚共识、协调利益、疏导情绪的功能。在基层治理协同中，政工工作的定位至少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价值引领层。通过持续的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宣讲和典型示范，政工工作能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治理目标内化为各方行动的基本遵循，避免协同过程中的价值离散与功利化倾向。第二，关系协调层。在多元主体互动中，利益冲突与信任缺失往往是协作障碍的根源。政工干部凭借其群众工作经验和组织网络，能够有效收集民意、化解矛盾、重建信任，为协同提供柔性的润滑剂。第三，能力驱动层。政工工作通过基层党组织建设、党员示范岗和志愿者动员等方式，将分散的社会力量组织化、系统化，提升基层自我服务与自我管理的能力，从而降低外部行政干预的成本。可见，政工工作不是协同治理的“点缀”，而是使其具备可持续政治动能的关键变量。

三、当前基层协同治理的困境与政工短板

尽管协同治理的理念已得到广泛认同，但基层实践中仍面临多重结构性困境。其一，组织壁垒难以真正打破。各条线部门受制于垂直考核体系，横向协作往往流于形式，信息共享不充分、资源调配不均衡，导致“联而不动”“动而不协”的怪圈频现。其二，社会参与的内生动力不足。部分社区居民对公共事务态度淡漠，参与渠道狭窄或形式化，使得协同治理沦为“政府一家唱独角戏”的局面。其三，科技赋能存在适用性偏差。虽然智慧社区平台、网格化管理等工具被大量引入，但数字鸿沟使得老年群体、弱势群体被边缘化，技术反而加剧了治理的不均衡。
与上述困境相伴随的是政工工作的明显短板。一是政工工作与业务工作“两张皮”现象突出。许多基层政工干部忙于文件撰写、会议组织、台账整理，未能主动对接治理中的具体矛盾与需求，导致思想政治工作空泛化，难以对协同产生实质牵引。二是政工队伍专业化程度不足。面对社会治理中涉及法律、心理、公共管理等复合领域的问题，政工人员普遍缺乏相应的知识储备和处置能力，常常沿用“说教式”“表态式”的老方法，难以应对复杂利益格局。三是政工评价机制偏重于“痕迹管理”。重留痕、轻实效的考核导向使政工干部倾向于追求可量化的活动次数与材料厚度，而忽视了思想引领和协同效果的真实提升。这些短板使得政工工作在基层治理协同中本应发挥的桥梁作用被削弱，甚至沦为另一种形式的“内耗”。

四、政工视域下强化基层治理协同的实践路径

破解上述困局，需要从宏观制度设计与微观工作方法两个维度协同发力，推动政工工作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首先，应构建“党建+协同治理”的联动机制。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将党支部建在网格上、项目上、楼栋内，实现党的组织覆盖与治理单元的无缝对接。通过定期召开党建联席会议，吸纳辖区单位、业委会、物业公司、社会组织代表共同议事，将政治引领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决策。同时，建立健全党员下沉社区服务的常态机制，让党员成为协同网络的“枢纽节点”，在日常接触中发挥思想引导和矛盾缓冲作用。其次，要大力提升政工干部的综合治理能力。除了政治理论素养之外，基层政工人员应系统学习社区营造、协商民主、危机沟通、心理疏导等实用技能。建议将社会工作专业方法纳入政工培训体系，并选派优秀政工干部到信访、调解、城管等一线岗位轮岗锻炼，使其在实战中积累跨界协作经验。此外，可通过设立“政工智库”或“方法创新工作室”，定期提炼和推广优秀实践案例，形成可复制的协同治理工具包。再次，必须改革政工工作的考核评价体系。摒弃单纯以活动次数、信息报道篇数、台账完整性为指标的粗放式评估，转向“效果导向”评估模式。具体可引入居民满意度、矛盾化解率、跨部门协作效率、公共项目参与度等客观指标，并结合第三方评估和群众评议，倒逼政工工作从“做给上级看”向“真正解决问题”转型。最后，善用技术手段赋能政工协同。依托智慧党建平台、社区治理数据库、舆情监测系统等数字化工具，实现民情的即时采集、诉求的精准推送、资源的智能匹配。但技术应用必须警惕“数字形式主义”，确保信息采集不增加基层负担，算法推荐不忽视人文关怀。例如，可开发“政工微课堂”小程序，以短视频、互动问答等形式开展政策解读；建立“民情直通车”模块，让居民随时反馈意见并得到闭环回应。这些举措能够使政工工作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为协同提供柔性且高效的支持。

五、结语

基层治理协同强化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政工工作在其中既是价值稳定的压舱石，也是关系修复的粘合剂，更是能力提升的助推器。新时代背景下，政工干部应主动走出“舒适区”，打破“两张皮”的思维惯性，将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胜势。通过机制融合、能力升级、评价转向与技术赋能的多元联动，政工工作有望在基层协同治理中实现从“配角”到“引擎”的角色跃迁，真正提升基层社会的凝聚力和韧性。未来研究还应关注城乡不同类型的基层单元差异，探索更具针对性的政工协同模式，以回应治理现代化的深层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