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其效能高低直接关系到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能否畅通。在影响基层治理效能的诸多变量中，群众组织力扮演着枢纽性角色。所谓群众组织力，并非简单的“把人聚起来”的能力，而是指特定治理主体通过制度设计、利益协调与价值引领，将分散的社会成员整合为有序治理力量，并使之持续参与公共事务的综合能力。理解这一能力的现实效能及其提升空间，对于破解当前基层治理中普遍存在的“政府干、群众看”困局，具有关键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群众组织力的效能体现：从“被动管理”到“协同共治”

群众组织力的作用机理在于，它重新定义了基层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形态。其效能首先体现在组织动员的深度与广度上。当一个居委会或村委会能够有效组织群众时，政策宣传、民意征集、应急响应等常规治理动作便不再是行政系统的“独角戏”。以社区垃圾分类推进为例，具备强组织力的社区能够依托楼组长、志愿者骨干形成“传帮带”网络，将外部政策要求内化为居民的生活习惯，其实际执行效率远超单纯依靠行政处罚的手段。

其次，群众组织力显著降低了基层治理的交易成本。在矛盾调解、老旧小区改造、公共空间维护等事务中，有组织力的群众参与意味着信息能够自下而上地快速汇聚，诉求可以在正式程序启动前得到初步协商。这种“预沟通”机制大量减少了因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冲突，使得有限的基层行政资源能够集中用于解决核心问题。实践中，许多“无诉讼社区”的创建并非依靠法律威慑，而是依赖于楼院议事会、乡贤理事会等组织化渠道对矛盾的提前消解。

再次，群众组织力催生了治理过程中的价值认同。组织起来的过程，本质上是共同目标的确立过程。通过参与议事、共同劳动或集体协商，群众对治理成果的拥有感显著增强，对公共规则的遵守意愿也随之提升。这种由“组织参与”带来的“认同内化”，是基层治理可持续性的深层保障。相比之下，缺乏组织力的社区即便硬件设施优良，也常因缺乏共同精神纽带而出现公共空间迅速退化、设施人为损毁等问题。

三、效能发挥的现实制约：组织化困境与参与惰性

尽管群众组织力的效能显著，但在实际基层场景中，其作用的充分释放仍面临多重约束。一方面，当前许多基层组织的行政化倾向稀释了其群众性本色。居委会、村委会承担了大量上级下派的台账、考核与行政事务，导致其用于联系群众、组织活动的时间与精力被严重挤压。当基层组织主要对“上”负责时，其对“下”的组织动员便容易流于形式，出现“会议开了、通知发了、人没来齐”的尴尬局面。

另一方面，社会成员的原子化与流动性加剧了组织难度。无论是城市高密度商品房住宅区中邻里关系的疏离，还是农村地区因人口外流导致的空心化，都使得传统的地缘、血缘纽带趋于弱化。在此背景下，群众对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普遍低迷，尤其对与自身即时利益关联不强的事务，更易产生“搭便车”心态。如果不能通过有效的机制设计回应这种结构性的参与惰性，群众组织力就会悬置在少数积极分子的“独角戏”层面，难以形成整体效能。

四、改进方向：重塑连接、激活内生动力的双重路径

提升群众组织力对基层治理的支撑作用，核心在于实现组织逻辑从“行政命令”向“协商服务”的转型，重点可从以下三个维度切入。

第一，以利益关联为纽带重构组织形态。基层群众组织的活力源于对群众真实需求的回应。改进方向之一是推动组织载体从“建制性”向“功能性”延伸。例如，围绕社区养老、幼儿托育、物业管理等群众痛点的具体议题，组建业主监督团、银龄互助社等非行政化的功能型组织。这种基于“事”而非单纯基于“籍”的组织形式，能够更精准地吸引利益相关者参与，使组织力建立在具体的、可见的利益纽带之上，从而获得持久的动员能量。

第二，以数字化工具赋能组织运转效率。现代信息技术为突破时空限制、降低参与成本提供了可能。通过建立线上议事厅、需求清单数据库与志愿服务积分系统，基层组织能够更高效地完成需求摸排、资源对接和效果反馈。数字化手段并非取代面对面的情感交流，而是作为组织力的“放大器”，让那些因工作繁忙无法参加线下会议的年轻群体，也能通过弹性参与方式融入治理网络。关键在于防止数字工具沦为新的“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必须确保线上互动最终导向线下的实质性行动。

第三，以制度化建设保障组织参与的可持续性。群众组织力的提升不能仅依赖个别社区能人或一时的工作热情，必须依靠制度化安排加以固化。这包括建立常态化的民意征集与反馈闭环机制，确保群众的意见能够进入决策视野并得到可感知的回应；完善基层群众性组织的孵化、备案与资源支持制度，赋予其合法的行动空间；同时，健全基层民主议事规则，通过程序正义保障组织过程的公正性。唯有如此，组织力才能从“运动式”的短暂激发转化为“常态化”的治理效能。

五、结语

群众组织力与基层治理效能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逻辑关系：前者是后者得以实现的主体性基础。面对新时代基层治理的复杂情境，应从单向度的管理思维转向多维度的组织与赋能思维，通过创新组织载体、运用技术工具、强化制度保障，将分散的群众力量转化为有序的治理资源。这既是提升基层治理专业化、精细化水平的必然要求，也是践行“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具体路径。唯有当群众真正被组织起来并感受到参与的价值时，基层治理的效能根基才能坚如磐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