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也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对象。进入数字时代,青年群体的信息获取方式、社交互动模式与价值认知范式经历了深刻的结构性转变。以往依托讲座、文件、组织生活等制度化场景展开的思想政治工作,正面临注意力稀缺、话语折扣和认同弱化的多重挑战。在此背景下,载体创新不再仅仅是方法层面的技术改良,而是关乎思想政治工作能否真正走进青年、影响青年的价值实现问题。如何在形式更新与价值引领之间找到平衡,如何让新载体不流于表面热闹而切实承担思想涵育功能,已成为理论与实践共同面对的关键议题。
一、价值困境:传统载体与青年话语的错位
思想政治工作载体承载着传递主流价值、凝聚思想共识的基本功能。然而,传统载体在运作逻辑上更倾向于单向度的组织动员,强调自上而下的灌输与传达,其话语体系也偏重抽象原则和宏大叙事。这种模式在单位制社会结构尚能有效运行,但置于当下个体化、圈层化的青年生活场域中,其效能出现明显衰减。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并非简单排斥思想教育本身,而是对教育发生的方式极为敏感。他们习惯在B站看视频、在小红书做攻略、在抖音获取资讯,同时也在这些平台上自发进行着关于人生选择、职业理想、社会热点的价值讨论。传统载体之所以遇冷,症结不在于青年的“政治冷漠”,而在于载体所提供的表达语法和认知框架与青年日常使用的信息编码方式之间缺乏足够交集。当内容价值无法通过被信赖的渠道抵达受众,再正确的道理也可能沦为背景噪音。这构成了载体创新的直接动因——不是放弃价值内核,而是重建抵达通道。
二、价值机理:载体的认知中介与情感连接功能
从传播学视角审视,载体并非价值的中性容器,它深刻塑造着信息的接受方式与效果边界。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论断提示我们,载体形态本身就传递着态度——使用青年热衷的载体,意味着愿意用他们熟悉的方式对话。这种形式上的亲近,是拉近心理距离、降低认知防御的第一步。
更深层的机理在于,载体创新能够重构思想政治工作的感性基础。有效内化从来不是纯粹的理性说服过程,而是需要在认知与情感的双重层面建立连接。短视频中的叙事张力、互动游戏中的角色代入、沉浸式展览中的场景体验,都在为抽象价值提供具身体验的可能。当青年在参与中产生触动、在互动中形成认同,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力便超越了被动的知识接收,进入情感认同乃至价值内化的更高阶段。换言之,载体的选择与设计,实际上决定了价值传递能否从“入眼入耳”走向“入脑入心”。
此外,载体创新还具有圈层穿透功能。青年群体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按兴趣、职业、地域形成了众多亚文化圈层。主流话语若仅停留于大众传播层面,往往难以深入特定圈层内部。而依托动漫、音乐、体育、公益等新颖载体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够以“圈内人”的语法讲述价值命题,实现从外部渗透到内部对话的转化。这种柔性的嵌入方式,反而更有可能在青年认同的深层结构中找到思想工作的生长空间。
三、价值路径:从形式迭代到深度融合的实践逻辑
载体创新的价值发挥,需要清晰的实践路径,否则极易滑入“新技术+旧内容”的机械拼贴。具体而言,可以沿三个维度展开。
其一,数字空间的常态化融入。网络空间已成为青年生活的基础场域,思想政治工作的载体创新首先意味着从“偶尔触网”转向“在线在场”。这并非简单开通账号或发布短视频,而是要以符合网络传播规律的叙事方式重构内容表达。例如,将宏大主题拆解为具有共情点的个体故事,用可视化的数据图表呈现抽象的理论逻辑,在回应青年困惑的互动中植入价值引导。其核心原则不是迎合流量逻辑,而是将网络原住民的表达特性转化为价值传播的助燃剂。
其二,文化产品的价值承载。文化产品以审美体验为外在形式、以价值取向为内在灵魂,是思想政治工作载体创新的重要形态。优秀的影视作品、文学创作、舞台艺术和网络文化内容,能够在审美愉悦中潜移默化地传递劳动创造、集体主义、奋斗精神等价值理念。此类载体的优势在于:去教育痕迹而保留教育功能,去说教姿态而保留思想含量。当前尤需鼓励和支持青年创作者立足真实生活,用优质内容回应青年在职业选择、情感关系、社会参与中的真实困惑,让价值引领自然融汇于有意义的文化表达之中。
其三,实践活动的体认式参与。志愿服务、基层调研、创新竞赛、田野调查等实践活动,是极具说服力的体验型载体。与抽象理论讲授不同,实践载体让青年在动手、协作和亲历中形成直接经验,并从中提炼出关于责任、公平、奋斗等价值的感性认知。这种“做中学”的方式,恰好契合了青年“反说教、重体验”的心理特征。通过精心设计和有效引导,实践载体能够将个人成长体验有机转化为社会价值认同,实现从“我经历的”到“我认同的”意义建构。
上述三个维度并非彼此隔绝,而是需要在具体工作中彼此呼应。数字化载体扩大覆盖面,文化载体增强感染力,实践载体深化体验度,三者协同才能构筑全方位、全过程的价值浸润体系。
四、价值边界:警惕载体创新的形式化倾向
载体创新在释放赋能效用的同时,也潜藏着形式化与内卷化的风险。一种常见的偏差是唯技术论:以为应用了算法推荐、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便等于完成了创新,却忽视了技术搭载的内容是否真正触及青年的思想实际。另一种偏差是将创新简化为活动数量的累加——打卡、转发、答题、集章等任务层层加码,青年疲于应付,思想工作退化为指标游戏。
防止形式化,需要确立内容为王的评价尺度。载体创新的价值,最终要回到它是否拓展了青年理解主流价值的认知通道,是否激发了青年参与公共议题的情感动力,是否促进了青年将价值认知转化为行为习惯。评判标准不是平台新颖度或活动热度,而是思想引领的实际成效。对此,建立以青年反馈和长期跟踪为核心的评估机制,而非依赖短期数据指标,是必要的制度保障。
结语
时代环境的变迁为青年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严峻课题,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创新空间。载体创新作为连接价值理念与青年认知的桥梁,其意义在于以青年可感、可近、可信的方式重述主流价值的当代意涵。任何载体终究是形式,价值引领才是归宿。唯有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中持续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力才能在代际更迭中薪火相传、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