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其思想政治工作不仅关乎企业发展的方向性，更关涉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与治理效能。在国企思政工作的多维路径中，“以德育人”作为一种将道德教化与人格塑造融为一体的柔性治理方式，历来被视为凝聚职工共识、提升组织认同的重要抓手。然而，在市场化改革持续深化、利益格局深度调整、职工价值观念日趋多元的当下，以德育人的实践效能究竟如何？是实现了“春风化雨”的深层浸润，还是陷入了“浮于表面”的形式化困境？这是现阶段国企思政工作必须直面并深刻反思的核心问题。本文旨在对以德育人在国企思政工作中的现实运行状态进行系统性审视，厘清其功能发挥的实际成效与结构性阻碍，为后续路径优化提供认知前提。

二、理念定位的模糊与德性价值的“工具化”倾向

以德育人的逻辑起点在于“德”的内生性与超越性，其本质是通过道德教化的力量，激发个体向善的自觉意识，进而实现个体价值与企业目标的有机统一。然而，现状审视表明，部分国有企业在理解和运用以德育人理念时，存在明显的认知偏差与定位模糊。具体而言，相当数量的企业将“德”仅仅理解为一种维护组织秩序、服从管理权威的行为规范，而非一种涵养人格、提升境界的内在品质。这种理解上的窄化，直接导致以德育人的实践被简化为制度约束的辅助工具或政策宣传的“道德包装”。德性价值被工具化之后，其超越性维度——诸如批判性思维、公共精神、责任伦理等——被悄然抽空，从而使德育工作沦为一种缺乏灵魂的说教。当职工感知到德育内容与企业实际管理行为之间存在“说的”与“做的”之间的裂隙时，德育的感召力便会在信任损耗中持续衰减。这种理念层面的模糊与“工具化”倾向，是以德育人难以发挥深层作用的源头性问题。

三、机制运行的“运动式”特征与持续性匮乏

以德育人作为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要求工作体系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但当前国企思政工作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容易陷入“运动式”治理的惯性逻辑之中。所谓“运动式”治理，表现为围绕某一特定主题或上级部署，在短期内集中资源、集中时间开展声势浩大的教育活动，如“主题月”“突击学习”“专项整治”等。这种模式固然能够在短时间内形成较强的视觉冲击和舆论氛围，但也暗含着深刻的内在缺陷：德育内容缺乏系统化的常态植入，活动之间的衔接性差，缺乏针对职工思想动态变化的动态调适机制。一旦“运动”结束，冷热交替迅速发生，前期积累的德育效能往往随着注意力的转移而迅速消解。长效机制构建的缺失，使得以德育人难以真正嵌入职工的日常工作与生活情境之中。职工面对的是间断性的道德“灌输”，而非持续性的价值引导与行为涵养，这使得德育的“育人”功能被严重削弱，呈现出“制度化在场”与“功能性缺位”并存的怪相。

四、内容供给的抽象化与职工主体性的隐没

以德育人的有效性高度依赖于德育内容是否能与职工的真实生活、具体困惑和工作场景产生意义关联。然而，在审视现状时不难发现，当前国企德育内容供给存在着显著的“抽象化”倾向。一方面，理论话语与生活话语之间存在断裂。德育内容多偏重于宏大叙事的政治原则和规范性要求，缺乏对职工日常工作中遭遇的道德冲突、利益权衡、职业倦怠等现实问题的及时回应与理论关照。职工感觉德育是“天上的云”，而非“脚下的路”，难以在自身经验中找到落脚点。另一方面，德育过程中职工的主体性被严重隐没。传统上以“讲授—接收”为基本范式的单向灌输模式仍占主导地位，职工的参与空间极为有限，其个人经验、反思智慧和道德困惑难以转化为德育资源。当职工成为被动的“受教育者”而非主动的“德性建构者”时，德育便失去了对话性的张力和内生性的动力。这种主体性的隐没直接导致德育效果停留在知识认知层面，难以转化为稳定的道德情感和行为自觉。

五、评价体系的“显绩”偏好与真实效果的遮蔽

对以德育人效果的衡量，直接关涉工作方向的校正与资源投入的取舍。然而，当前的评价体系普遍存在重“显绩”轻“隐效”的偏差。所谓显绩，指的是容易量化和短期可见的指标，如活动次数、参与人数、宣传报道数量、心得体会篇数等。这些指标虽然便于统计和考核，但其与德育的真实效果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一场精心组织的报告会可能在统计上呈现出“覆盖率100%”的成绩，但职工内心产生的究竟是价值认同还是形式疲劳，却无从知晓。更为深层的问题在于，这种“显绩”导向的评价逻辑，会反向塑造德育工作的行为模式：企业倾向于选择那些“能看见、说得出、报上去”的显性活动，而忽视那些需要长期投入、效果难以量化但真正触及职工精神世界的隐性工作。职工价值观的深层转变、人格的渐进塑造、道德判断力的实际提升等真实的德育“产品”，被排斥在评价体系之外，造成了效果认知上的系统性遮蔽。这种遮蔽使得德育工作的改进缺乏可靠的依据，也在客观上助长了形式主义的滋长。

六、结语：在审视中重构德育的实践自觉

对以德育人在国企思政工作中作用发挥的现状审视，揭示出一幅充满张力与困境的现实图景：理念的“工具化”、机制的“运动化”、内容的“抽象化”以及评价的“显绩化”，共同构成了制约德育效能释放的结构性障碍。需要清醒认识到，这些困境并非不可逾越，而是要求国企思政工作实现从“本能”向“自觉”的跃升——即从习惯性地沿袭旧有路径，转向对德育本质、规律与方法的深刻再理解。只有正视当前存在的问题，祛除形式化的迷障，回归德育的本真意涵，尊重职工的主体地位，构建长效浸润机制，探索真实有效的评价维度，以德育人才有可能真正担当起凝聚人心、涵养德性、引领价值的重要使命。这也是后续讨论国企思政工作创新路径时，必须首先确立的认知起点。以德育人的实践重构，正当其时，也唯有如此，国企的思政工作才能真正从“在场”走向“在状态”，从“完成任务”走向“创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