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其效能直接关乎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公共服务的可及性。近年来，随着社会治理重心持续下移，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已成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方向。在这一格局中，工会作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其组织网络覆盖广泛、群众基础深厚、资源动员能力突出，具有参与基层治理的独特制度优势。然而，实践中工会建设与基层治理的融合深度仍显不足，存在功能定位模糊、协同机制不畅、资源整合碎片化等突出问题。如何从工会建设视域出发，系统强化基层治理的协同效能，既是新时代工会改革创新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课题。本文将从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三个层面展开分析，以期为二者协同发展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参照。

二、工会参与基层治理的理论基础与制度逻辑

从制度设计来看，中国工会并非单纯的经济利益协调组织，而是兼具政治性、先进性与群众性的社会政治团体。这一属性决定了工会必然要在基层治理中承担更为积极的角色。一方面，工会的基层组织——企业工会、行业工会、社区工会——天然嵌入于职工生产生活的基本单元，能够第一时间感知劳动关系矛盾、社区治理痛点与职工利益诉求，因而具备“末端感知”与“前端介入”的双重优势。另一方面，工会拥有法律赋权的维权职能、集体协商机制以及职工服务阵地，这些资源使其在化解劳资纠纷、推动民主管理、提供普惠服务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制度能力。

进一步审视，工会参与基层治理的逻辑起点在于“服务即治理”。当工会通过职工互助保障、技能培训、法律援助、困难帮扶等日常服务，切实满足职工群体的实际需求时，其本身就是在生产基层治理所需的社会信任与组织黏性。这种通过服务嵌入治理的路径，既避免了行政化色彩的过度干预，又实现了柔性治理的效果。因此，工会建设与基层治理的协同，本质上是以组织化为纽带、以服务为载体、以权益维护为底线的社会整合过程。

三、当前工会建设与基层治理协同的现实困境

尽管制度空间已经打开，但在具体的基层实践中，工会参与治理的效能仍受到多重因素制约。首先，组织覆盖与功能发挥之间存在落差。伴随新就业形态的蓬勃发展，大量灵活就业人员、平台从业者游离于传统工会组织之外，而现有工会组建模式对这类群体的吸纳能力有限，导致部分职工群体在基层治理中“失语”。即便建立了工会组织，部分基层工会也存在“建而不用”或“用而不活”的现象，组织活动形式化、服务供给同质化的问题较为突出，难以真正转化为治理资源。

其次，协同机制呈现“碎片化”特征。在街道、社区层面，工会与党组织、居委会、业委会、社会组织等治理主体之间的权责边界不够清晰，信息共享与行动联动缺乏常态化制度安排。一些地方虽然建立了“党建带工建”的框架，但在具体操作中往往停留在会议联动或文件传达的层面，未能形成项目化的协同抓手。工会的职工服务站点、维权热线、心理疏导等资源，与其他治理平台之间的整合不足，导致资源重复投放与服务盲区并存。

再次，基层工会干部的专业能力与治理要求不匹配。参与基层治理不仅需要熟悉工会业务，更需要掌握协商调解、项目管理、公共沟通等复合能力。当前，部分基层工会干部由企业行政人员兼任，或年龄结构老化、知识更新缓慢，面对复杂社区事务时存在“本领恐慌”，难以在治理协商中发挥实质性作用。同时，基层工会的经费保障与激励机制尚未完全理顺，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干部队伍的积极性与稳定性。

四、协同强化的核心维度与实践路径

破解上述困境，需要在组织嵌入、机制联动、服务增效与能力提升四个维度同步发力，推动工会建设与基层治理实现从“物理结合”到“化学融合”的转变。

第一，推进组织嵌入的深度扩展。要打破传统“单位制”思维，以区域化工会建设为抓手，在产业园区、商务楼宇、物流网点等新空间灵活设置工会组织，尤其要加大对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的吸纳力度，实现“哪里有职工，哪里就有工会”的覆盖目标。在此基础上，推动工会组织与社区网格化管理体系对接，使工会小组长兼任网格信息员，将职工诉求采集嵌入日常治理网络。

第二，构建常态化协同联动机制。在街道（乡镇）层面建立工会与综治、民政、人社等部门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就劳动关系预警、困难职工帮扶、社区服务项目等议题进行会商。推广“工会+法院+人社”劳动争议多元化解模式，将工会调解纳入基层矛调中心的一站式平台。同时，探索工会服务项目与政府购买服务清单的融合，使职工心理关怀、子女托管、技能提升等服务通过项目化方式嵌入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供需精准对接。

第三，强化服务功能与治理效能的双向转化。工会应基于职工需求数据，设计一批具有辨识度的普惠服务品牌，如“户外劳动者驿站”“职工亲子工作室”“工匠进社区”等，以服务吸引职工参与、以参与促进社区融合。在服务过程中，注重引导职工从服务受益者转变为治理参与者，组建职工志愿服务队、协商议事代表团队，让职工在社区安全巡查、文明创建、矛盾调解中发挥主体作用，从而将服务流量转化为治理增量。

第四，提升基层工会干部的专业化治理能力。要建立分层分类培训体系，针对社区工会、企业工会、行业工会的不同场景，设置协商技巧、舆情应对、项目策划等实务课程。同时探索“工会工作者+社工”的复合培养模式，鼓励基层工会干部考取社会工作职业资格。在激励机制方面，推动将工会参与治理成效纳入基层党建考核指标体系，对表现突出的工会组织与个人给予适当倾斜，激发内生动力。

五、结语

工会建设与基层治理的协同强化，不是简单的职能叠加或机构合并，而是一场涉及组织逻辑、服务理念与运行机制的系统性重构。在这一进程中，工会需要跳出传统的“维权机构”与“活动组织”的自我定位，主动向“治理共同体”的核心成员转型。基层治理的现代化，离不开职工群众的深度参与；而工会的改革发展，也只有在服务大局、嵌入治理的实践中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唯有将工会的组织优势、服务优势与基层治理的制度优势充分贯通，才能真正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为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群众基础与社会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