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媒体思政与基层治理协同强化的实践逻辑与优化路径 ## 引言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大厦的地基，其治理效能的提升不仅依赖制度供给与资源下沉，更有赖于价值认同与社会共识的凝聚。进入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格局的深刻变革使社会舆论生态、群众心理结构和组织动员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传统的单向度思想政治教育模式面临“话语失灵”“触达失效”等现实困境。与此同时，新媒体所蕴含的思想引领、组织连接与行为塑造功能，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协同契机。如何打通“思政育人”与“基层治理”之间的制度壁垒与运行隔阂，实现二者的深度协同，已然成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紧迫课题。本文立足新媒体思政的实践视域，尝试解析基层治理协同强化的内在逻辑，进而探寻富有操作性的优化路径。 ## 一、价值同源：思政引领与基层治理的耦合基础 强调协同，前提在于确认研究对象之间具有内在的共通性。思想政治教育与基层治理看似分属不同领域——前者聚焦人的思想观念塑造，后者指向公共事务的秩序供给——但在价值根基与功能指向上却高度同源。 其一，二者的根本目标一致。思政工作旨在培育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行为规范与价值取向，而基层治理的核心要义则在于引导群众有序参与、塑造良好公共秩序。两者共同指向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的和谐有序。其二，二者的作用场域高度叠合。基层是矛盾产生的源头、利益交汇的节点，也是群众认知世界、形成判断的“第一现场”。基层社会的日常交往、邻里互动、公共事务讨论，既是治理行为的发生过程，也是价值观念传递、内化与外化的自然课堂。因而，思政教育一旦脱离基层治理的具体实践，便容易沦为悬浮于生活之上的空洞说教；基层治理若缺乏思政引领的价值支撑，亦可能陷入“管得住身、管不住心”的刚性困局。 新媒体技术的介入，为二者的价值同源特质提供了转化为实践合力——即现实化、媒介化——的条件。它既打破了传统思政教育“课堂化”“文件化”的时空局限，也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嵌含价值表达、凝聚公共认同的全新接口。 ## 二、双重角色：新媒体在协同格局中的功能定位 理解新媒体在基层治理协同中的角色，需要突破将新媒体仅仅视为“信息传输渠道”的浅层认知。事实上，它同时扮演着两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从工具维度看，新媒体是基层治理数字化的基础设施。从政务短视频到社区微信群，从“接诉即办”平台到网格化信息管理系统，新媒体实现了政策信息的即时触达、群众诉求的高效归集以及治理资源的快速调度。这种工具性功能提升了治理效率，使基层管理者能够基于海量数据做出更为精准的治理决策。 从本体维度看，新媒体是新型社会交往与思想传播的建构性场域。微信群里的每一次讨论、短视频评论区里的每一次互动，都是公共舆论的生成过程，也是群众政治情感与价值倾向的自然流露。新媒体已经深度嵌入基层群众的日常生活成为“社会皮肤”，谁掌握了这个场域的话语生态，谁就掌握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权。忽视新媒体这一本体性的思想传播功能，基层治理就只能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难以触及人心凝聚这一更深层的社会基础。 因此，协同强化的第一重要义，在于矫正工具化、功能化的单一认知，从思想阵地建设的战略高度重新审视新媒体之于基层治理的深层意涵。 ## 三、结构张力：当前协同实践面临的关键梗阻 尽管协同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已有共识，实践中仍存在多重结构性张力，制约着协同效果的充分发挥。 其一，话语体系区隔。思想政治教育惯用宏观叙事和政策语言，基层治理则需面对具体的利益诉求与生活化表达。当思政话语以“高高在上”的形态进入新媒体空间，极易在鲜活、碎片的传播语境中被边缘化甚至戏谑化解构。话语体系的“水土不服”直接导致思政教育在新媒体场域中的触达率与接受度双重衰减。 其二，主体协同乏力。在现行体制中，基层单位的宣传思想工作与具体行政事务往往分属不同条线。宣传条线擅长内容生产但缺乏治理资源支撑，行政条线掌握问题处置权限却疏于价值引导意识的培育。两头“各管一段”的科层结构，使得许多地方的新媒体思政实践与治理行动仍是“两张皮”，口号上协同、行动上脱节。 其三，评价机制错位。当基层绩效考核的重心落在“转发量”“点赞数”等流量指标上时，新媒体思政极易滑入“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追求短期的数据繁荣而忽视长期的思想浸润效果。真正有效的协同治理成效——如公共精神生长、社会信任修复、共同体意识凝聚——往往难以量化呈现，进而被排除在评价体系之外。 其四，数字鸿沟衍生新的参与不平等。老龄群体、低学历群体在新媒体使用上的能力短板，使其在数字化治理场景中面临被边缘化风险。协同强化的目标若不能涵盖这些群体，反而可能加剧基层治理的参与失衡，这是新媒体思政必须正视的公平性命题。 ## 四、协同强化的路径选择：从理念整合到机制重塑 破解上述梗阻，推动新媒体思政与基层治理从“物理叠加”走向“化学融合”，需要立足如下几个关键方向。 **第一，推进话语转换，使“大道理”扎根“小叙事”。** 新媒体思政的话语策略应当从“宣讲范式”转向“对话范式”，善于将政策目标转化为群众可感的具体价值。例如，在社区环境整治中，把“生态文明思想”转化为“小区绿化认领计划”背后的责任意识和公共精神；在移风易俗中，将“核心价值观”落实为村规民约修订过程中的集体讨论和自主约定。思想引领不应当是悬置于治理流程之外的附加环节，而应自然嵌入群众参与治理的全过程之中。 **第二，重塑协同结构，构建“宣传即治理、治理即宣传”的融合机制。** 基层应当打破条线分工的刚性边界，在组织设计上吸纳宣传工作者参与治理决策，同时要求一线治理人员具备媒介素养与传播意识。更为关键的是，要建立以问题为导向的联席工作模式——围绕具体社区议题，整合网格员、新媒体运营者、调解员等多方力量，使每一次矛盾的化解过程同时成为一次鲜活的思想政治教育现场。 **第三，强化受众意识，探索差异化、精准化的传播策略。** 新媒体的核心优势在于信息服务的个性化供给。基层治理中的思政教育需要摒弃“一个配方治百病”的粗放逻辑，根据年龄、职业、居住形态等维度细分受众，设计差异化的内容产品与互动形式。对青年群体可依托短视频亚文化语境传递价值内核，对中老年群体则可借助社区交互平台的熟人信任机制实现口碑传播，而面向流动人口群体，则需将权益保障信息与城市融入叙事相结合，增强其归属感与认同感。 **第四，完善评价体系，导向深度治理与长效浸润。** 应弱化对短期流量数据的考核权重，转而关注思想引领作用于治理行为的中间指标，如居民对基层事务的参与率、志愿服务的自发组织频次、社区认同感的调查指数等。更为根本的是，将思政协同效果纳入基层治理的整体效能评估——一个治理有效的社区，必然在舆论生态、公共精神和社会信任层面有所呈现，而这些才是新媒体思政成效的最终检验标准。 **第五，弥合数字鸿沟，坚守协同进程中的包容底线。** 在推进新媒体治理工具的同时，应保留并优化线下服务渠道，为数字能力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过渡衔接。同时，可通过社区代际互助、数字化素养培训等方式，将被技术落下的群体重新纳入协同治理的参与网络。真正的协同强化，不是以技术替代人际，而是以技术扩展人际连接的可能性。 ## 结语 新媒体思政视域下基层治理协同强化，本质上是一场关于治理观念、组织方式与运行逻辑的深层次变革。它既非在既有治理框架上叠加新媒体“包装”，亦非以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而是追求在数字化浪潮中重建基层社会的意义共享与行动协同。应当看到，新媒体的发展迭代仍在加速，治理场景与思想传播生态的耦合将愈加紧密。唯有坚持系统思维，将思政引领贯穿于基层治理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将全媒体优势转化为凝聚共识、化解矛盾、激发自觉的现实力量，方能真正提升基层治理的人文温度与善治效能。在技术赋能与价值回归的辩证统一中，协同强化之路，正在基层实践的厚土中不断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