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基层治理正经历从“刚性管控”向“柔性协商”的范式转换。在这一转换过程中，文化的力量日益凸显——它不再仅仅是点缀生活的装饰品，而是重塑治理关系、激活社会自治潜能的关键资源。当基层面对利益分化、认同弱化、参与不足等治理困境时，文化活动以其低门槛、高共鸣、强黏性的特质，为多元主体的深度协同提供了独特的切入口。深入审视文化活动与基层治理的内在关联，不仅有助于破解“政府干、群众看”的实践困局，更能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一种植根于日常生活土壤的可行方案。

一、为什么是文化：协同困境及其破解密钥

基层治理的协同困境通常表现为三重疏离：居民与公共事务的疏离，导致参与热情低迷；行政力量与社会力量之间的疏离，造成资源对接错位；不同群体之间的疏离，诱发社区内部摩擦。传统行政化手段依靠任务分解与考核压力驱动协同，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要我参与”而非“我要参与”的动力问题。

文化活动恰恰提供了破解这一困局的钥匙。其一，文化具有天然的“弱功利性”。一场社区书画展、一次邻里歌咏比赛，参与者的初衷往往是兴趣与交往而非利益博弈，这种非竞争性场域降低了居民的心理防备，使陌生人社会得以在审美共情中实现初步连接。其二，文化承载着地方记忆与共同价值。当居民在传统节日活动中共同制作月饼、编排社戏时，他们不仅在完成一项娱乐项目，更是在潜意识中确认“我们是谁”“我们如何共同生活”的集体身份认同。这种认同感正是协同行动得以发生的深层心理基础。其三，文化活动为沟通搭建了“平等对话”的平台。在文艺汇演或社区文化议事厅中，行政干部与普通居民以观众、演员、创作者的平等身份互动，层级壁垒在轻松氛围中得以软化，为后续实质性协商铺垫了信任基础。

二、协同的发生机制：从文化参与走向公共行动

文化活动向治理协同的转化并非自然而然，其背后存在清晰的作用机制。首先是“关系再生产”机制。持续性的文化活动能够重塑社区内部的社会网络结构，原本互不相识的居民因共同筹备活动而建立起高频互动关系，这些关系积累为一种可转移的社会资本。当社区面临垃圾分类推行、停车位改造等公共议题时，这种资本便能转化为快速动员与协商对话的组织基础。在此意义上，文化活动实质上是在为基层治理预先绘制“关系地图”。

其次是“议题转化”机制。文化活动所产生的公共讨论场域，能将抽象的政策要求转化为具体可感的生活议题。例如，围绕社区历史口述采集开展的文化活动，能够自然引出居民对老建筑保护、公共空间品质的关切，从而使居民从“被动接收政策”转变为“主动生成议题”。这种议题生成过程强化了居民的治理主体意识，使其意识到公共事务与自身生活的相关性，进而产生参与协同的内在驱动力。

再次是“价值凝聚”机制。基层治理中最深刻的协同障碍往往不在于利益分歧，而在于价值观的碎片化。文化活动以符号化方式将社区倡导的互助、尊重、包容等价值加以呈现与强化。一场集体生日会所传递的敬老理念，远比张贴标语更能触动人心；一次社区义演所展现的公益精神，更能在潜移默化中培育居民的公共品格。当共同价值内化为行动准则时，协同便从外部要求转变为集体自觉。

三、实践样态与经验审视：看得见的协同成效

当前各地在文化治理维度上的探索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从“文化搭台、治理唱戏”的通用模式中，可以看到几个值得关注的典型方向。其一是“节庆活动撬动社区营造”路径。部分城市社区依托传统节庆举办居民共同策划、共同执行的民俗节庆活动，借助活动筹备搭建多主体协商平台。居民自发成立策划小组、自行解决资源筹措与分工协调问题，居委会角色由组织者退居为支持者，治理主体悄然完成转换。其二是“文化社群激活公共参与”路径。在兴趣社群——如读书会、摄影社、合唱队——的基础上，引导其成员向社区志愿服务、公共议题协商延伸，实现从“趣缘”到“志缘”的升华。其三是“非遗传承联动地域协作”路径。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的乡镇，通过传承活动联结政府、传承人、学校、企业等多方主体，在保护文化的过程中形成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机制，使文化保护本身成为治理协同的训练场。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实践所呈现的协同并非一蹴而就。成功案例普遍具备两方面的条件：持续性的文化组织力量，以及能够将文化成果转化为治理议题的制度化接口。缺乏前者，活动终将流于一次性表演；缺乏后者，文化参与的热度则难以沉淀为制度性的治理效能。

四、深化路径：迈向嵌入性文化治理体系

为进一步放大文化活动对基层治理协同的促进作用，需要从零散的“文化活动 ”升级为系统化的“文化治理”。其关键在于实现三重嵌入。

第一，将文化设施嵌入治理网络。基层文化站、社区书房、村史馆不应仅仅是文化活动场所，更应成为收集民意、协商议事、化解矛盾的复合型公共空间。通过设立“文化议事日”“书友恳谈会”等机制，让居民在熟悉的文化场景中表达诉求、商讨对策，降低正式行政协商的心理门槛。

第二，将文化骨干嵌入治理队伍。社区文艺骨干、非遗传承人、文化能人拥有较强的群众号召力与组织能力，应当被有意识地纳入基层治理人才体系，赋予其“文化指导员”与“民情联络员”的双重身份，使其成为连接行政体系与居民群体之间的柔性桥梁。

第三，将文化指标嵌入治理评价。在基层治理考核体系中增设文化协同维度，不只看举办了多少场活动，更要考察文化活动是否带动了居民参与率的提升、是否促成了公共议题的解决、是否改善了邻里关系指标。通过评价导向的调整，推动基层工作者从根本上重视文化的治理功能。

此外，数字化背景下的文化参与为治理协同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线上文艺作品共创、云端非遗展示、数字村史馆等新型文化形态，能够突破时空限制吸纳更多元的参与主体，特别是吸引青年群体介入社区公共生活。线上线下融合的文化活动矩阵，有助于形成更为立体、可持续的协同网络。

结语

基层治理协同的深层动力，终究来自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情感联结与共同的价值追求。文化活动以其独特的精神属性，为这种联结与追求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当居民在文化的浸润中重新发现彼此、重新认识社区、重新塑造公共精神时，协同便不再是制度设计的被动结果，而成为日常生活方式的自然延伸。将文化从治理的“背景板”推至“前台”，从“工具”升华为“路径”，基层治理的协同之路方能行稳致远，进而构筑起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的基层社会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