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从经济贡献到治理参与的角色跃迁

当代中国基层治理正经历从单一行政主导到多元主体协同的结构性转型。在这一转型进程中，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单元，其角色定位长期聚焦于经济贡献与就业保障，而其在基层治理场域中的制度性参与和示范性功能，尚未获得充分的学理审视与实践激活。然而，纵观近年来基层治理创新的典型案例可以发现，一批具有社会责任感、治理参与意识和公共精神的榜样企业，正悄然成为连接政府行政力量与社区自治力量的关键纽带。这种企业榜样的治理势能，并非源于行政权力的授予，而是依托其市场信用、组织能力和社会资本，在基层治理的微观场景中释放出独特的协同效应。本文旨在从企业榜样的视域出发，探讨基层治理协同强化的内在逻辑、实践机制与制度优化路径。

二、企业榜样的治理内涵与转型机理

理解企业榜样在基层治理中的功能定位，首先需要超越传统CSR（企业社会责任）框架的认知局限。传统视域下，企业参与社会治理往往被理解为慈善捐赠、公益赞助或志愿服务等外部性行为，其本质是一种道德自觉而非治理嵌入。而企业榜样视域下的治理参与，强调的是一种从“外部慈善”到“内生治理”的范式转换。具体而言，企业榜样并非泛指所有成功企业，而是特指那些在治理理念、行为模式和制度创新上具有示范效应、能够引领其他主体效仿的标杆性企业组织。

这种转型的内在机理可从三个维度加以把握。其一，资源禀赋的治理化转化。企业拥有行政组织所不具备的灵活性资源、技术资源和市场网络，这些资源在基层治理场景中可转化为服务供给能力、信息采集能力和矛盾调解能力。其二，组织信任的社会化延伸。消费者、员工和社区居民对企业的信任关系，能够在治理情境中迁移为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意愿和对治理方案的认同基础。其三，行为模式的制度化示范。当标杆企业以制度化、常态化的方式参与社区营造、乡村振兴或城市更新时，其行为模式本身就是一种具有说服力的治理教育，能够有效带动其他市场主体的跟进参与。

三、协同强化的实践机制与典型形态

在具体的基层治理实践中，企业榜样推动协同强化呈现出若干可辨识的机制形态。第一是平台赋能机制。以社区商业综合体、产业园区或共享空间为物理载体，榜样企业搭建起政府、社区居民、社会组织与小微企业之间的常态化互动平台，使治理议题能够在多主体的对话协商中形成共识。这种平台化参与不同于一次性公益活动，它强调持续性的关系运营和制度化的意见反馈回路。

第二是场景示范机制。在城市微更新、垃圾分类、社区养老等具体治理场景中，企业榜样通过打造可参观、可复制、可评估的样板项目，向其他企业和社会主体展示了“治理参与何以可能”以及“治理参与何以有效”。这种基于具象场景的示范，远比抽象的政策倡导更能激发行动意愿，它有效降低了其他主体的参与不确定性和试错成本。

第三是资源撬动机制。值得注意的是，企业榜样的治理影响力并不仅限于其自身投入的资源，更重要的是其能够发挥杠杆效应，将政府的政策资源、社区的内在动力和社会的分散资源整合汇聚到治理目标之下。在这一过程中，企业榜样扮演的实质上是治理生态的建构者角色，而非单纯的资源供给者。

从实践的典型形态来看，当前已经涌现出诸如“党建引领+企业参与”的混合治理模式、“企业发起+居民自治”的社区营造模式以及“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乡村产业治理模式等。这些模式尽管具体路径各异，但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逻辑：以榜样企业为枢纽节点，重构基层治理中的主体关系网络，使原本碎片化的治理要素在新的组织框架中产生协同效应。

四、现实张力与瓶颈约束

尽管企业榜样的治理势能已在诸多案例中得到验证，但必须清醒认识到，这一协同路径仍面临深层结构性制约。首要张力在于企业营利属性与治理公共性之间的价值冲突。企业参与基层治理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其能否在公益逻辑与市场逻辑之间找到均衡点。当治理参与的投入无法通过品牌溢价、政策优惠或市场拓展获得合理回报时，榜样行为的持续性和扩散性都将面临严峻考验。

其次，企业榜样视域下的治理协同还面临制度化不足的困境。当前许多优秀实践仍停留在企业家的个人情怀或个别项目的偶然成功层面，缺乏将其转化为地方性制度规范或政策工具的稳定通道。这种人格化依赖使得协同治理呈现出较高的不确定性和不可复制性。一旦关键人物更替或企业战略调整，已有的治理参与也可能随之停滞。

此外，企业榜样参与基层治理的过程中还存在话语权失衡的隐忧。榜样企业凭借其资源优势和组织能力，可能在协同治理网络中占据过于主导的位置，从而挤压居民自治空间和社会组织的专业空间。这种隐性的治理排斥，与基层治理追求多元共治的初衷形成内在紧张。

五、向制度要长效：协同强化的优化路径

破解上述困境，推动企业榜样视域下基层治理协同从偶发走向长效，需要制度层面的系统性响应。首要路径是构建企业治理参与的合法化框架。地方政府应在既有法律法规框架内，明确企业参与基层治理的权利义务清单、参与程序规范和边界约束规则，将榜样实践中的有效经验上升为地方性制度安排，降低企业参与的制度性不确定感。

其次，应当设计更加精准的激励相容机制。这种激励不应仅仅停留在荣誉表彰或税收优惠等传统手段，而应更具场景性和差别化。例如，在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审批、信用评价等方面，对治理参与绩效突出的企业给予实质性便利，使治理责任与市场利益在更高质量的水平上实现兼容。

同时，需要建立企业治理参与的评估反馈和社会监督体系。通过引入第三方评估、居民满意度调查和信息公开机制，约束企业参与行为的公共性方向，防止“治理参与”沦为变相的商业营销或形象工程。评估结果应作为企业榜样认定的重要依据，形成有进有出、动态调整的榜样管理机制。

还需强调的是社区能力建设。企业榜样的协同功能不应以削弱社区自治为代价，恰恰相反，强协同的最终指向是强自治。因此，在设计企业参与机制时，应有意识地嵌入社区组织培育、居民骨干孵化和协商议事规则建设等内容，使企业的资源输入转化为社区的内生治理能力。

六、结语：迈向有厚度的协同治理

企业榜样视域下的基层治理协同强化，本质上探讨的是如何在尊重市场逻辑的前提下，将企业的组织优势、资源优势和信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这不是对行政主导模式的简单替代，而是在传统治理框架之外生长出的增量空间。当越来越多的企业从利润追求者转变为治理共治者，当榜样力量从叙事中的道德号召转化为制度中的行为坐标，基层治理的协同生态便有了更加厚实的微观基础。值得期待的是，在党建引领与政府引导的总体框架下，中国企业榜样参与基层治理的探索，正在为中国特色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一种兼顾效率与温度的可能方案。而这一方案的生命力，最终取决于能否在制度轨道上将个别的治理能量转化为普遍的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