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下,基层党建正面临从“组织覆盖”向“组织力提升”的深度转型。作为党的组织力体系中的关键维度,群众组织力不仅关乎党联系群众的桥梁是否牢固,更直接决定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能否有效释放。当前,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利益格局多元分化、群众诉求复杂交织,客观上要求基层党组织必须超越传统的行政命令式动员,转向以组织力为核心、以群众参与为动力的新型治理范式。本文旨在系统阐释群众组织力在基层党建中的价值体现与功能作用,为提升基层党建质量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启示。
一、群众组织力的理论内涵与时代意蕴
群众组织力是指党组织动员、引导、整合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共同目标而行动的能力,其本质是党与群众之间基于共同利益和情感认同而形成的双向互动关系。从历史维度看,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群众组织力正是这一路线在组织层面的具体化。从理论维度看,群众组织力包含动员力、凝聚力、号召力和执行力等要素,它要求党组织不仅具备自上而下的动员体系,更需构建自下而上的参与机制。在当下社会治理场域中,基层党建的难点往往不在于组织形态的完备,而在于组织与群众之间的“温差”——群众对党组织活动的被动应付、对公共事务的冷漠观望,恰恰折射出群众组织力的薄弱。因此,重新激活群众组织力,使其从抽象的党建话语转化为可操作的组织行为,成为基层党建质量提升的关键突破口。
二、群众组织力在基层党建中的价值体现
(一)政治价值:巩固党的执政根基
基层党组织的首要功能是政治功能,而群众组织力是实现政治引领的基础性力量。通过有效的组织动员,党组织能够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从而在基层社会确立牢固的政治认同。历史经验表明,凡是群众组织力强的基层党组织,其在贯彻上级决策部署、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化解社会矛盾时均表现出显著的效能优势。例如,在疫情防控、乡村振兴等重大任务中,能够快速组建志愿队伍、精准识别群众需求的社区党组织,其背后正是强大的群众组织力在支撑。这种政治价值的核心在于:群众组织力不是简单地对群众进行管理或管控,而是通过建立信任关系,使党组织成为群众主动依赖和追随的政治核心。当群众在组织中获得参与感、归属感与获得感时,党的执政根基便从制度层面下沉至心理层面,形成不可撼动的社会基础。
(二)社会价值:优化基层治理效能
基层治理的现代化转型要求党组织从“管理者”向“服务者”和“引领者”转变,而群众组织力正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催化剂。一方面,群众组织力能够激活社会资本,将分散的个体通过组织纽带联结为有序的治理单元。社区网格化管理、楼栋党小组、居民议事会等实践表明,当群众被有效组织起来后,其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能力显著提升,从而大幅降低行政资源的消耗。另一方面,群众组织力有助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以老旧小区改造为例,若仅靠行政力量单方推动,往往遭遇产权纠纷、利益博弈等阻力;而当党组织通过楼栋长、党员中心户等组织渠道充分吸收群众意见、组织群众协商时,治理矛盾便转化为共同行动的动力。因此,群众组织力的社会价值在于:它使基层党建从“墙上党建”走向“行动党建”,让党组织真正嵌入社会结构之中,成为治理网络中的关键节点。
(三)组织价值:锻造坚强战斗堡垒
群众组织力的强弱直接反映基层党组织的内聚力和外溢力。一个党组织如果与群众疏离,其内部建设再规范也是“空心化”的。群众组织力倒逼基层党组织在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和干部能力等方面实现自我革新。在组织层面,为了有效联系群众,党组织需要创新设立功能型党小组、产业党支部、流动党员服务站等灵活形式,这本身即推动了组织设置的精准化。在机制层面,群众需求的变化促使党组织建立党员联户、民情恳谈、志愿服务积分制等常态化联系机制,从而将组织活动从“规定动作”拓展为“精准服务”。在干部层面,群众组织力的提升要求基层干部必须具备群众工作的“眼力、脚力、心力”,倒逼其转变作风、提升能力。可以说,群众组织力是检验基层党建是否“实”的试金石,也是推动组织自身进化的内生动力。
三、群众组织力在基层党建中的功能作用
(一)动员整合功能:将分散的力量汇聚为组织合力
在基层社会,群众的需求和利益具有高度异质性,党组织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如何将分散的个人意愿转化为集体行动。群众组织力的发挥恰恰实现了这一功能:通过情感联结、利益纽带和制度渠道的叠加,党组织能够识别关键群体、激发参与动机、形成行动共识。例如,在城市社区,党员带头成立“邻里互助会”,将具有专业技能的退休人员、热心居民组织起来,形成维修、调解、助老等微服务团队;在农村,通过“党建+合作社”模式,将零散农户组织为规模经营主体,既解决了生产难题,又增强了党组织对经济资源的整合能力。这种动员整合不是强制性的,而是基于信任和互惠的柔性聚合,其效果远优于行政命令。同时,在重大公共事件中,群众组织力的动员功能表现得尤为突出:从防汛抢险到文明创建,基层党组织的“一声号令”之所以能得到广泛响应,正是因为平时积累的组织网络在关键时刻转化为了行动网络。
(二)利益协调功能:化解矛盾冲突,维护基层稳定
社会转型期,基层成为利益矛盾的多发地带。征地拆迁、物业纠纷、邻里冲突等问题往往因缺乏有效的沟通协商机制而激化为群体性事件。群众组织力在此发挥的关键作用在于:党组织凭借其在群众中的公信力和组织网络,能够搭建多元主体的对话平台,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具体而言,通过设立党员调解岗、组建“红色议事厅”、推行“群众代表列席党支部会议”等机制,党组织能够及时捕捉矛盾信号,并利用组织权威引导各方在理性协商中寻求利益平衡点。更重要的是,群众组织力所塑造的组织网络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支持系统:当群众遇到困难时,首先想到的是向党组织求助,这种组织依赖大大降低了矛盾升级的概率。因此,群众组织力不仅是“灭火器”,更是“防火墙”,它通过日常的关怀、沟通和协调,构筑起基层社会的韧性防线。
(三)监督约束功能:激活群众监督,促进廉政勤政
基层微腐败和干部作风问题一直是群众反映强烈的痛点。群众组织力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内生监督方案。当群众被有效组织起来后,其参与村务、居务、党务的渠道更加畅通,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得以落地。例如,在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中,组织严密的群众参与能够有效过滤不符合条件的人选;在日常运行中,通过村民理财小组、居民监督委员会等组织化形式,群众对财务收支、项目决策等核心事务进行实质性监督。这种组织化的群众监督比零散的个体监督更具威慑力和持续性,因为监督行为不再是“得罪人”的私人报复,而是组织赋予的“公共职责”。同时,群众组织力也倒逼基层干部从“对上负责”转向“对下负责”,因为群众的不投票、不配合、不参与会直接影响干部的工作成效和晋升评价。由此,群众组织力构成了党内监督与社会监督贯通协同的重要桥梁,推动了基层政治生态的持续净化。
(四)价值引领功能:凝聚思想共识,培育公共精神
基层党建不仅是组织建设,更是思想建设。群众组织力在价值层面的功能体现为:通过组织化的活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日常实践。例如,道德评议会、好家风评选、红色故事宣讲等活动,不仅增强了群众对党的认同,更培育了邻里互助、理性表达、遵纪守法等公共精神。这种价值引领不是生硬的说教,而是在组织生活中自然渗透:当群众一起参与社区环境整治、共同制定居民公约时,集体意识与合作精神便在无形中生长。更重要的是,群众组织力能够有效抵御不良社会思潮的侵蚀。在信息碎片化时代,各种杂音噪音容易在基层社会发酵,而组织化的群众网络恰恰提供了正能量的传播阵地:党员示范、榜样带动、群众互评,这些机制使主流价值在熟人社会的人际传播中获得信任背书。因此,群众组织力的价值引领功能,使基层党建不仅实现了组织“有形”,更实现了人心“有魂”。
结语
群众组织力绝非基层党建的附加选项,而是其生命力的核心源泉。从价值维度看,它支撑党的执政根基、优化治理效能、锻造坚强组织;从功能维度看,它集动员整合、利益协调、监督约束、价值引领于一体,构成了基层党建从组织覆盖走向效能释放的关键变量。当前,面对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和群众需求持续升级,基层党组织必须将提升群众组织力作为战略重点:既要创新组织载体,如网格党建、数字党建,打通联系群众的“最后一米”;又要完善激励机制,让群众在组织中拥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更要强化干部能力,培养一大批善做群众工作的“行家里手”。唯有如此,基层党建才能在时代变迁中始终保持与群众的血肉联系,真正实现“组织强起来、群众聚起来、治理活起来”的有机统一。群众组织力的深度培塑,不仅是一项组织工程,更是一项民心工程——它的最终指向,是让党的领导在基层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获得最广泛、最深厚、最可靠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