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干部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直接面对群众、服务群众，其社会号召力强弱不仅关乎政策执行的效率，更影响着党群干群关系的融洽程度与社会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在利益诉求多元化、信息传播碎片化、治理场景复杂化的新时代语境下，单纯依赖行政指令和传统动员方式已难以有效凝聚共识、整合资源。如何从制度、能力、文化等多维度系统提升基层干部的社会号召力，已成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命题。本文拟围绕价值引领、沟通重塑、机制创新与制度保障四个面向，探讨基层干部社会号召力的改进方向。

一、以价值认同为根基，筑牢号召力的思想内核

社会号召力的本质不是强制力，而是基于价值共识的自愿追随。基层干部若仅靠职务权威发号施令，往往会导致“台上热、台下冷”，难以形成持久动员力。提升号召力必须首先解决“谁在号召、为了谁、凭什么听”这一根本问题。实践中，部分干部存在“重事务性工作、轻思想引领”的倾向，将政策宣讲简化为念文件、发传单，导致群众对政策精神的理解停留在表象，无法内化为行动自觉。

改进方向在于构建具有地方特色、贴近群众生活的价值叙事体系。一方面，要善于将国家大政方针与群众的切身利益、朴素情感相衔接，避免空洞的说教，用“身边人讲身边事”的方式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公共道德规范。另一方面，基层干部自身应当成为价值理念的践行者，以诚实守信、公正廉洁、担当奉献的人格魅力赢得群众真心认可。例如，在乡村振兴、社区治理等具体场景中，干部带头参与公共事务、主动分享发展红利，能够有效强化“公信力—号召力”的正向循环。

二、以有效沟通为抓手，疏通号召力的传导通道

社会号召力的发挥依赖畅通的信息传递与情感共振机制。当前，一些基层干部面临“本领恐慌”，不善于使用新媒体与青年群体对话，仍沿用“大喇叭喊话”“开会发通知”等传统模式，导致信息衰减、情感隔膜。与此同时，部分干部在回应群众关切时态度生硬、用语僵化，甚至使用“雷人雷语”，严重损害了自身形象与号召效果。

提升沟通能力应当从“听、说、应”三个环节发力。首先，“听”要沉下去——建立常态化入户走访、议事恳谈机制，利用微信群、村（居）务公开栏等渠道捕捉民意热点，避免闭门造车。其次，“说”要接地气——将政策语言转化为方言俚语、俗语譬喻，在婚礼丧葬、节庆集市等非正式场景中灵活嵌入政策解读，做到“群众在哪里，沟通就在哪里”。再次，“应”要有效率——对群众提出的意见、批评或者诉求，建立限时反馈与公开回应机制，哪怕是暂时无法解决的难题也要坦诚解释原因。只有让群众感受到“说了不白说、呼了有回应”，社会号召力才能从单向灌输转变为双向互动。

三、以利益联结为纽带，夯实号召力的动员基础

社会号召力不能悬浮于空中，必须扎根于群众最现实、最直接的利益关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层群众的行为逻辑日益理性化，传统“政治挂帅”“道德感召”的动员模式正在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对“参与能否带来实惠”“贡献能否获得认可”的权衡。因此，提升号召力需要改变“干部干、群众看”的被动局面，通过利益共享机制激发群众的主体性。

具体而言，可以探索推行“积分制”管理、村（居）民“信用银行”、项目共议共投等制度。例如，在环境卫生整治、平安巡逻等公共事务中，将志愿服务时长转化为积分，用于兑换生活物资或公共服务优先权；在产业发展中，鼓励群众以土地、劳动力、资金等要素入股合作社，实现“风险共担、收益共享”。当群众切实感受到参与集体行动能够转化为个人权益时，干部的社会号召力便由“要我干”转化为“我要干”。需要注意的是，利益联结应避免“过度物质化”，需同时强化社区归属感与荣誉感，使物质激励与精神认同形成合力。

四、以数字赋能为支撑，拓展号召力的时空边界

数字技术深刻改变了社会交往与信息传播的底层逻辑，为基层干部创新号召方式提供了技术杠杆。但目前许多基层干部的数字化素养滞后，要么对网络社群冷漠甚至恐惧，要么“为了用而用”，将微信群、公众号办成“僵尸账号”或“传声筒”，缺乏互动与回应。这实际上是在放弃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的号召阵地。

改进方向在于将数字工具转化为情感连接与行动动员的平台。具体包括：一是建设“数字网格”，利用大数据精准识别常住人口、流动人口的特征与需求，实现分类动员与个性化服务推送；二是打造“线上议事厅”，对涉及公共工程、集体资源分配的议题开展线上预讨论，降低参与门槛，扩大覆盖面；三是培育“网红干部”，鼓励会表达、懂传播的基层干部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讲述基层故事、推介本土产品、回应社会关切，使干部形象从“严肃刻板”转向“可亲可近”。当然，数字赋能不意味着完全替代线下工作，而是要实现“线上号召—线下行动—线上反馈”的闭环，避免成为形式主义的新载体。

五、以制度规范为保障，稳定号召力的预期机制

社会号召力的可持续性需要制度化的土壤。现实中，部分基层干部之所以号召力不强，根源在于权责不清、资源匮乏、考核短视。例如，一些干部被上级部门的报表、会议、检查占据大量精力，无暇深入群众；又如，面对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基层缺乏相应权限或资源，导致“许愿多、兑现少”，久而久之号召力被透支。因此，必须从制度层面为基层干部松绑赋能，从根本上增强其“能号召”“敢号召”的底气。

一是完善权责匹配机制，推动更多执法权、审批权、资源分配权下放到乡镇（街道），让基层办事有“权”有“钱”；二是优化考核评价体系，将群众评价、社会满意度纳入干部考核的重要权重，倒逼干部从“对上负责”转向“对下负责”；三是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对于在改革创新中因经验不足、条件受限而出现失误的干部，给予必要包容，消除其“多干多错”的顾虑；四是通过法治思维规范号召行为，防止滥用号召力损害群众权益，确保号召始终在公共利益的轨道上运行。制度规范的功能不仅是约束，更是赋能——它使得群众相信“干部号召是可信的、可预期的”，从而降低动员的交易成本。

结语

提升基层干部的社会号召力，是一项牵涉理念更新、能力重塑、制度重构的系统工程。它既要求基层干部从“管理者”自觉转换为“服务者”与“引领者”，又要求上级部门从“指令下达者”转换为“资源供给者”与“制度保障者”。在价值引领、沟通艺术、利益共享、数字技术、制度创新五重路径的共同作用下，基层干部的社会号召力才能从“临时的动员力”升级为“持久的凝聚力”，最终转化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澎湃动力。唯其如此，新时代的群众路线才能走得更深、更实、更暖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