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其效能的强弱直接关系到政策落地的精度与群众满意度的温度。当前，随着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度调整，基层治理面临的复杂性、动态性显著增强，单一主体、单向驱动的传统模式已难以回应多元诉求。在此背景下，“协同”成为破解治理碎片化、提升整体效能的关键概念。然而，协同并非简单的主体叠加或资源拼凑，而是需要价值引领、组织整合与机制耦合的深层转化。政工工作作为党在基层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不仅承担着凝心聚力的价值功能，更具备贯通组织、动员群众、调适关系的独特优势。本文旨在从政工论文的学术视域出发，系统探讨如何通过政工工作的革新与嵌入，强化基层治理的协同性，推动治理形态从“机械协同”迈向“有机共治”，为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路径。

一、基层治理协同困境：碎片化与内耗的深层根源

当前基层治理中，尽管“多元共治”的理念已深入人心，但实际运行中仍普遍存在协同不足的突出问题。首先，在纵向传导层面，条块分割导致政策信息衰减、任务层层加码，基层单位往往被迫在多重指令间被动应付，缺乏整合资源、统筹推进的自主空间。其次，在横向联动层面，社区、物业、社会组织、驻区单位之间职责边界模糊，缺乏常设性的协商平台与行动契约，遇事“各扫门前雪”的现象屡见不鲜。再次，在群众参与层面，居民、村民虽有参与意愿，但往往因信息不对称、反馈渠道不畅而沦为“被协同”的对象，实质参与度低。这些问题的深层根源，表面上是机制设计不完善，实质上则是缺乏一种能够穿透行政壁垒、弥合价值分歧、激活主体自觉的“粘合剂”。传统意义上的行政协调手段侧重刚性约束，难以应对人际情感、利益博弈、文化认同等柔性变量，而政工工作恰恰具备这种柔性整合的功能，但遗憾的是，在实践中政工工作往往被窄化为形式主义的学习活动或单向灌输，其协同潜力远未释放。

二、政工工作的协同功能：价值整合、组织联结与冲突调适

从政工论文的学理视角审视，政工工作对基层治理协同的强化作用体现在三个维度。第一，价值整合功能。基层治理参与者的异质性决定了利益诉求的多元性，而协同的前提是共享的目标框架。政工工作通过理想信念教育、政策宣讲、典型示范等形式，能够将党的执政理念与基层实际相结合，塑造“最大公约数”式的公共价值认同，从而减少协同过程中的价值内耗。例如，在老旧小区改造中，通过党员示范带头、群众议事会共商，将“共同缔造”的理念转化为行动自觉，就是一种典型的价值整合。第二，组织联结功能。基层党组织的织密建强是政工工作的核心抓手。通过将党支部、党小组嵌入网格、楼栋、产业链，政工工作把分散的党员和群众组织起来，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组织网络，为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提供组织骨架。这种组织联结不是简单的行政层级延伸，而是基于信任与互惠的社会资本积累，能够降低协同的交易成本。第三，冲突调适功能。基层治理中矛盾频发，且多数属于利益纠纷与心理失衡的叠加。政工工作强调“疏”而非“堵”，通过谈心谈话、民主协商、心理疏导等柔性方式，将矛盾化解于萌芽状态，避免冲突升级为对抗性博弈。这种调适功能使得协同机制在面对张力时具备弹性，不至于因局部摩擦而整体断裂。

三、协同强化的路径设计：理念重塑、机制创新与技术赋能

要强化政工工作对基层治理协同的支撑作用，必须从理念、机制、技术三个层面进行系统性重构。在理念重塑方面，需要从“管控式政工”转向“服务式政工”。传统的政工工作容易陷入“我说你听”的单向模式，而新时代的基层治理要求政工干部成为协同者、催化者。政工人员应主动下沉网格，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将思想政治工作嵌入政策执行、公共服务、矛盾调解等具体场景，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凝聚共识。例如，把主题党课开在社区议事例会现场，将政策解读转化为群众看得懂的“家常话”，让思想政治工作真正“活”起来。在机制创新方面，应建立“政工+治理”的融合协同机制。具体包括：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由党组织牵头，定期召集行政、群团、社会组织、居民代表共同研判治理难点，将政工议题与治理议题同步设计；推行党员责任区与网格化管理深度耦合，明确党员在协同事务中的引导、联络、督促职责；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将基层治理协同成效作为衡量政工工作质量的核心指标，倒逼政工部门主动对接治理需求。在技术赋能方面，充分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手段提升协同效能。例如，建设基层智慧党建平台，集政策推送、民意收集、任务派发、反馈评价于一体，实现政工信息的精准触达与协同流程的闭环管理；利用大数据分析群众思想动态，提前预警潜在矛盾点，为协同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技术不仅提高效率，更能打破时空局限，让跨社区、跨层级的协同成为常态。

四、实践中的张力与调适：基于典型案例的反思

任何理想化的路径设计都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本文选取东部某市“红色物业”治理模式和中部某县“党员联户”机制两个典型案例进行反思。第一个案例中，社区党组织通过政工工作将物业公司、业委会、居民党员整合为“三方共治”格局，短期内解决了停车难、保洁乱等顽疾。但运行一年后出现新问题：政工干部持续高负荷投入，精力透支导致工作流于表面；部分居民产生依赖心理，自主参与意愿下降。这表明协同强化若仅依靠政工人员的单向驱动，可能形成新的“行政依赖”，反而抑制了社会自组织能力的生长。第二个案例中，县委推行“党员联户”制度，要求每名党员联系十户群众，定期走访、收集诉求、协助解决。初期效果显著，但后续督查发现，部分联户工作变成“签字打卡”，群众诉求的响应链条过长、反馈效率低下。反思两个案例，共同的教训是：协同强化不能替代制度供给，政工工作必须与法治化、规范化的治理体系相互嵌套。政工的“柔性”若缺乏规则“刚性”的支撑，容易陷入人治化的不确定性；而治理的“刚性”若缺少政工的“柔性”浸润，则可能放大社会对立。因此，协同强化的更高境界是构建“刚柔并济”的治理生态系统，其中政工工作负责价值引领与情感凝聚，而行政、法律、技术等系统提供结构与程序保障，二者在动态平衡中共同演进。

五、结语：迈向有机共治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基层治理协同强化不是一蹴而就的技术性修补，而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治理模式变革。政工工作在这一变革中绝非“补丁”或“点缀”，而是嵌入治理肌理、激活协同动能的关键枢纽。从价值整合到组织联结，从冲突调适到机制创新，政工工作以其独特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与群众工作优势，为多元主体从“物理叠加”走向“化学反应”提供了可能。然而，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政工工作的自身转型同样任重道远：需要对形式主义保持警惕，防止协同沦为新的表演；需要尊重基层的首创精神，让政工干部与群众在平等互动中共同成长；更需要与法治化、数字化、专业化治理相辅相成，共同编织起一张富有弹性与韧性的基层治理网络。唯有如此，基层治理才能真正从“协同”迈向“共治”，从“有效”走向“长效”，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筑牢最坚实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