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术赋能与价值引领的裂隙：高校线上教育平台思政育人功能发挥的难点审思 ## 引言 近年来，随着教育数字化战略的纵深推进，线上教育平台已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的“应急之举”转变为高校教育教学的“常态之器”。与此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高校立德树人的生命线，亦在积极寻求与线上平台的深度融合，以期拓展育人场域、创新育人形态。然而，实践表明，线上教育平台的思政育人功能在“技术赋能”的美好预期与现实成效之间仍存在明显落差。技术逻辑与价值逻辑的冲突、虚拟空间对教育关系的重构、以及评价机制的路径依赖，共同构成了制约其功能发挥的结构性难题。厘清这些难点及其生成机理，对于推动线上思政教育从“形式在场”走向“实质有效”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 一、技术中介的“去身体化”：思政教育情感共鸣与人格示范的弱化 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以理想信念形塑、价值观念涵育为核心的精神交往活动，其有效开展高度依赖于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建立起的信任关系与情感联结。与传统课堂中“面对面”的言传身教不同，线上教育平台将教育过程“界面化”，师生的身体共同在场被分解为屏幕两端的“符号互动”。这种“去身体化”的技术中介，首先削弱了思政课教学中不可或缺的情感感染力。教师的眼神交流、肢体语言、课堂中即兴的情绪调动和现场感召，在冷媒介属性的屏幕传输中大幅衰减。对于思政课而言，其教学内容中蕴含的信仰力量与价值温度，恰恰需要通过教师的真情实感与人格魅力来实现“以情化人”。线上平台压缩了这种人格化德育的施展空间，使教学的感染力在教育信息传递的损耗中大打折扣。其次，技术中介使师生间的“临场感”显著减弱，课堂互动中的即时反馈、师生默契以及基于共同在场而形成的课堂共同体意识难以建立，思政教育所强调的“润物细无声”的浸润式影响，在程序化、模块化的线上教学流程中难以有效发生。 ## 二、算法逻辑对价值引领的消解：教育内容供给的碎片化与自我重复 线上教育平台内置的算法推荐机制，本意在于实现学习资源的个性化匹配，提升学习体验。然而，当算法逻辑介入思政育人过程时，却与教育的价值引领目标产生了深层抵牾。思政教育的核心任务之一是引导学生形成系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要求教育内容具有高度的体系性、关联性与逻辑递进性。而算法驱动的内容分发倾向于将知识切分为碎片化的短文本、微视频，以适应注意力经济的逻辑。这种供给方式固然提升了信息的触达率，却破坏了思政理论体系的内在完整性，容易导致学生获得的知识零散化、浅表化，难以升华为深层的价值认同与理论信仰。更深层的困难在于，算法的核心逻辑是迎合用户偏好以延长在线时长，而思政教育则天然包含对受教育者既有认知偏好的引导、纠正与超越。当学生面对与自身既有观念相悖的理论讲解或价值引导时，算法系统往往将其识别为“低互动率”内容而降低推送权重。这种由算法主导的“信息茧房”效应，使得思政教育中最具挑战性的“价值重塑”环节被无形中悬置，育人内容陷入“合意者恒享、异议者缺席”的困境。 ## 三、教育主体数字素养的错位：从“单向灌输”到“失控对话”的角色困境 线上教育平台重构了传统的师生权力关系与话语格局，这给思政课教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角色挑战。在传统课堂中，教师是知识与权威的当然持有者，拥有对教学节奏、话语走向的主导权。而在网络化的教学场景中，信息源的多元与开放使学生能够即时获取来自不同立场的知识讯息，教师不再拥有信息垄断优势。这使得部分习惯于“单向灌输”模式的思政课教师陷入失语或不适应的窘境：一旦开启网络互动，就可能面对学生提出的各种基于网络信息质询的复杂疑问，这不仅考验教师的政治理论素养，更考验其在众声喧哗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有力回应的辨析能力。然而，现实中不少思政课教师与辅导员在数字媒介素养、网络话语运用能力及数据解读能力方面存在明显欠缺，其线上教学往往是“教室搬家”——直播中照本宣科，讨论区形同虚设。教师既难以有效运用平台互动工具激发深度思考，也未能具备在网络舆论场中有效引领学生价值判断的能力，导致思政育人在线上场景中徒有其表，而育人主体的话语权与主导性却在悄然流失。 ## 四、平台技术规约与育人规律的错配：形式主义倾向下的实效折损 线上教育平台并非价值中立的技术工具，其架构设计、功能设置与运行逻辑内嵌着特定的效率与管理偏好。当前多数高校选用的线上教学平台，其核心功能模块围绕课程管理、考勤签到、作业提交与成绩评定而设计，本质上是一种“教学管理工具”而非“教育育人空间”。这种技术规约与思政育人规律之间存在深刻的错配。一方面，平台对教学行为的过度可视化记录——学习时长、登录次数、视频观看进度——催生了“留痕主义”的评价导向。教师为满足管理考核的数据指标，倾向于将精力投向形式化的任务布置与数据维护；学生则以“刷课”“挂机”等消极策略应对学习任务，出现“人机分离”的虚假学习状态。思政教育中最需要深度思考、现实检视与内心省察的活动，被人为地换算为可量化、可监测的行为数据。另一方面，平台结构的模块化与流程化，将充满动态生成可能的思政教学过程切割为固定的环节，缺乏对偶发性教育契机的捕捉能力。思政教育中的“转识成智”“由知到行”过程，难以通过技术化的过程监控来达成，反而在“为考核而教、为数据而学”的异化状态下，学生的内在认同与行动转化被搁置。 ## 五、泛在化传播与效果评估的悬隔：育人成效的识别困境 思政育人的成效具有长期性、内隐性与弥散性的特点，其成果往往表现为学生思想观念的渐进转变、政治认同的内化沉淀以及关键时刻的价值选择，这些维度很难在短期内通过标准化工具予以清晰测度。线上教育平台虽然积累了海量的学习行为数据，但这些数据的教育解释力极为有限：点击量无法等同于认同度，讨论发言的频次不能反映认知深度，考试分数更不能代表信仰的坚定程度。当前高校对于线上思政育人效果的评价，主要仍依赖课程考试、心得提交等传统手段，缺乏基于平台数据构建的综合性、过程性评价模型。这种评价工具的贫乏，使得线上思政育人的实效应难以被准确识别与呈现，进而导致相关教育决策缺乏依据，资源投入难以获得反馈。更为棘手的挑战在于，思政育人具有鲜明的“延迟效应”——学生价值观的确立往往在其毕业多年后的社会实践与人生选择中才得以真正检验，这与线上教育平台所擅长的即时反馈与动态追踪机制之间存在天然的时间错位。评价机制的悬隔，使线上思政教育处于一种“做了但无法证明有效”的尴尬境地，既难以获得持续改进的科学依据，也难以赢得教育决策者与社会的充分信任。 ## 结语 高校线上教育平台思政育人功能的发挥，正遭遇着从技术载体到教育主体、从内容供给到机制设计的系统性难题，其根源在于技术逻辑与教育逻辑、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深层张力。化解这些难点，需要在坚持思政教育本质规律的前提下，理性审视技术赋能的能力边界，着力于教师数字育人能力的实质性提升、平台功能从“管理本位”向“育人本位”的优化转型，以及构建契合思想政治教育内在规律的过程性评估体系。唯有在技术、制度与人的多重维度之间实现生态性的协同共进，线上教育平台才能真正成为承载思政育人使命的有效场域，而非徒具技术外壳的教育空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