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末梢神经”，也是政策落地与社会回应的交汇界面。当前，基层治理面临的任务愈发复合：既要承接自上而下的行政考核，又要回应自下而上的民生诉求，还要在突发公共事件中保持弹性与韧性。治理任务的复合性意味着，单一主体、单一手段、单一层级的应对方式已难以为继。协同，由此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词。
然而，“协同”不应被简化为技术工具的组合或部门间的协调技巧。协同的深层动力来自一种“组织气质”——即各治理主体是否具备担当、务实、为民的作风品格。作风是治理行为的“前结构”，它规定着协同的意愿、方向与成色。脱离作风建设谈协同，往往陷入“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通”的协同空转；反之，作风不实则协同失灵，作风漂浮则协力空悬。因此，从作风建设视域审视基层治理协同的强化，既是对治理方法的追问，更是对治理伦理的重申。
一、作风建设何以成为协同治理的“硬支撑”
作风建设与治理协同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关联。作风问题表面上是个体态度或纪律问题，实则关涉治理体系运行的底层逻辑。具体而言，作风建设至少从三个维度支撑协同治理的有效运转。
其一，作风建设为协同提供政治引领。基层治理多元主体各具利益诉求，协同的难点首先在于整合方向。如果各主体各自为政、各行其是——无论出于逐利、避责还是惰性，协同都将沦为形式。作风建设的核心要义之一是强化政治意识和全局观念，使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超越本位主义，从治理整体效能出发看待协作责任。作风过硬，协同才有统一的政治意志作为“定向仪”。
其二，作风建设为协同注入信任资本。协同的过程本质上是持续交换信息、资源与裁量权的过程，而这一交换需要信任作为中介。作风正派、言行一致的主体更容易成为被信赖的合作伙伴；作风虚浮、推诿扯皮的主体则天然产生高额交易成本。一项针对基层协同失败案例的研究表明，相当比例的协同僵局并非源于制度设计的重大缺陷，而是源于主体间信任流失导致的“防御性行动”。作风建设由此构成了协同的社会心理基础。
其三，作风建设为协同固化责任链条。协同最怕的是责任稀释——“人人有责”异化为“人人无责”。扎实的作风建设要求每个治理主体在协同结构中明确自身定位，强调首问负责、限时办结和结果导向。当每个单元都能守土有责、配合有力，协同就不会因“责任漂流”而瓦解。
二、基层治理协同中的作风堵点
如果作风的消极面被充分激活，协同治理便会遭遇一系列有迹可循的困境。从基层实践观察，协同失灵往往呈现出四种典型的“作风症候”。
第一种是“仪式化协同”。一些基层组织将协同简化为“开会留痕、签责状留档”的程序性表演。跨部门会议开了，但问题依旧；联动机制建了，却沉睡在文件夹中。这种协同固然在形式上完成了“要有协作”的指令，却未实现“协作要有”的功能。其背后是形式主义作风对真实协同的架空。
第二种是“甩锅式协同”。在权责交叉地带——例如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城市管理等领域——部分主体为规避风险，以“协同”之名行“推责”之实：将难题推给其他部门，将压力传导给更基层的单位。协同被人为扭曲为“责任转移链”，而非“问题解决环”。
第三种是“碎片化协同”。有的协同发生在项目层面、应急层面，却未能嵌入日常治理结构。当上级注意力转移或专项任务结束后，协同机制便随之瓦解。这种“运动式协作”与“常态性分割”的交替，使基层反复陷入同题重解的循环。其作风根源在于急功近利、缺乏久久为功的定力。
第四种是“数字悬浮式协同”。数字化治理平台本应成为协同的便捷通道，但在一些地方，系统重复建设、数据壁垒林立、信息多头采集，反而增加了基层负担。部分平台使用率低下，系统间数据无法互通，协同沦为“指尖上的空转”。这折射出重“建”轻“用”、重“形”轻“效”的作风偏差。
三、以作风建设推动协同强化的实践路径
针对上述堵点，作风建设推动基层治理协同强化的路径，应从价值、制度、能力三个层面同时发力。
在价值层面，需要重塑“协同即责任”的治理伦理。协同不是额外的道德要求，而是岗位职责的当然组成部分。应当推动各级干部树立“协同不力也是失职”的认知，将协同绩效纳入作风建设考核的刚性指标，破除“分工之外皆闲事”的思维惯性。同时，要倡导“功成不必在我”的协作观，对在协同中主动“多跨半步”而非“各退一步”的主体予以正向激励，形成示范效应。
在制度层面，需要以作风标准校正协同机制。机制建设应遵循“少而实”原则：能用一个协调机制解决的，不建立多余的联席架构；能用数据共享解决的，不设置繁琐的审批流程。关键是推动协同机制从“开会叙事”走向“行动闭环”——明确协同事项的发起人、响应时限、处置标准与反馈路径。与之配套的是差异化问责机制：对不作为、慢作为导致的协同迟滞精准问责，而对探索性协同中出现的非原则性失误予以包容，避免用问责压力窒息协作动力。
在能力层面，需要以作风建设带动协同素养的提升。协同能力包含沟通能力、换位思考能力、跨界统筹能力和冲突化解能力，这些能力并非天然具备，需要在作风建设中同步培育。可以通过干部轮岗交流、联合培训、复合型岗位锻炼等方式，使基层干部积累跨部门协作的经验与直觉。此外，还应在数智化转型中嵌入作风考量——建设统一高效的基层治理综合平台，从技术底板上消解信息孤岛，同时通过“数据跑路”来压缩“人情协调”的空间，让协作建立在事实和规则之上。
四、作风长效机制与协同文化的互构
基层治理协同的强化不能仅靠一时一事的整顿，更需形成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进而催生一种“主动协同”的组织文化。长效化意味着将作风建设融入日常管理的每一个微观环节：从会议效率到公文流转，从信访接待到项目推进，每一处细节都是作风的试金石，也都是协同的试验场。
协同文化的形成又是一个反向塑造过程。当基层组织和干部在实际协作中感受到“协同有效”——问题更快解决、群众更加满意、职业成就感更强——协同行为就会得到正强化，进而内化为组织习惯。这种习惯的累积，最终会凝结为一种开放的、互信的、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基层治理生态。到那时，协同便不再需要频繁的外部督促，而是成为治理主体的内生自觉。
结语
基层治理协同强化的本质，是一场关于“如何在一起做好公共事情”的组织变革。而作风建设恰是这场变革的“精神引擎”。没有作风之实，协同之网便经纬皆虚；有了作风之正，协同之力方能聚沙成塔。面向未来，需要以更为系统、更接地气的作风建设举措，将协同从一种治理要求升华为一种治理本能，让基层治理在分工与协作的辩证运动中，抵达善治的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