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末梢神经，其效能的根本取决于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同程度。然而，协同的深层障碍往往不在制度层面而在价值层面——当个体利益优先的取向侵蚀公共精神时，再精巧的制度设计也难以催生真正的合作行动。集体主义教育作为塑造公共价值观念的核心手段，与基层治理协同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关联。重新审视并强化集体主义教育，不仅关乎道德建设，更直接关系到基层治理体系能否从"机械组合"走向"有机融合"。
一、集体主义教育与基层治理协同的价值耦合
集体主义教育的内核并非否定个体利益，而是在承认个人正当诉求的前提下，引导个体将自身利益嵌入集体福祉的坐标系中。这一价值取向与基层治理协同的逻辑前提高度契合。治理协同要求多元主体——包括基层党组织、居委会、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市场主体等——超越各自本位立场，在公共议题上形成共同行动。没有起码的集体认同，各主体就会陷入"各自算账"的博弈困局：居民期待公共服务却不参与公共事务，社会组织追求自身项目指标而忽视整体治理目标，市场主体只计算经济收益而回避社会责任。集体主义教育恰恰提供了这种超越性的价值纽带，它帮助各治理主体认识到：个体的安全、利益与尊严，最终难以脱离共同体的有序运转而独善其身。
从制度运行的角度看，基层治理协同依赖信任、互惠与规范承诺等社会资本。集体主义教育正是社会资本再生产的重要机制。当教育有效时，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增强，志愿参与的内生动力提升，邻里之间的互惠期待得以建立，公共规则从"外部强制"内化为"共同认同"。这些无形的资源降低了治理协同的交易成本，使议事协商、矛盾调解、环境整治等具体工作从"干部推动"转向"群众自觉"。可以说，集体主义教育为基层治理协同提供了制度无法替代的道德基础设施。
二、现实梗阻：集体认同弱化与治理协同失序
当前基层治理协同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集体主义教育的功能弱化与协同动力不足之间的恶性循环。一方面，在市场化与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原子化趋势明显，传统共同体的道德约束力递减，个体主义话语占据日常生活的中心。部分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持"事不关己"态度，参与自治活动以利益诱导为条件，缺乏基于集体责任感的主动行动。另一方面，一些基层组织的集体主义教育停留在口号宣传和运动式活动层面，内容空泛、形式僵化，不能回应居民在物业管理、公共空间使用、邻里纠纷等具体利益关切中的价值困惑，导致教育效果虚化。
这种弱化直接投射到治理协同的实践中。在垃圾分类、楼道整治、停车管理等需要居民配合的治理场景中，因缺乏集体责任意识而出现的"搭便车"行为屡见不鲜；在突发事件应对中，部分居民只顾个体避险而罔顾公共秩序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更为隐蔽的是，当集体主义被简单等同于"服从安排"时，居民在协商议事中的主体性反而受到压抑，表面上"一致同意"实则缺乏深度认同，最终导致决策执行中的隐性抵制。由此可见，集体主义教育的缺位或错位，都在根本上削弱了协同治理的群众基础。
三、强化路径：集体主义教育的嵌入与重构
强化集体主义教育对基层治理协同的支撑作用，不能走回头路，不能试图以强制灌输恢复旧式的集体主义，而必须在现代治理语境下实现教育的内容重构与方式转型。
首先，要将集体主义教育与利益协商机制深度结合。集体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回答"集体对个体意味着什么"这一现实问题。在基层治理中，教育不应悬浮于道德说教，而应嵌入具体的利益协调过程。例如，在社区公共收益分配、老旧小区改造方案确定等议题中，通过引导居民参与协商，使其在表达个体诉求的同时理解集体决策的逻辑，在妥协与协商中体验集体行动带来的实效。这种"做中学"的集体主义教育，远比单向宣讲更能形成稳定的价值认同。
其次，要以数字化手段拓展集体主义教育的实践场景。当前基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为集体认同的再造提供了新的可能。社区微信群、线上议事平台、志愿服务打卡系统等工具，能够将分散的居民以低门槛的方式联结到集体行动之中。关键在于，这些数字平台不应仅作为信息发布通道，而应成为集体主义教育的日常场域——通过公开透明的集体行动记录、及时的公共贡献反馈、可视化的集体成果展示，让居民持续感知到"我的参与与他人福祉的关联"。当个体在数字空间中获得"被集体需要"的确认感，集体主义便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可感可及的日常经验。
最后，要发挥基层党组织和社区骨干的示范引领作用。集体主义教育的有效性高度依赖教育者的可信度与示范性。基层党员和社区积极分子如果能够在关键时刻"站出来"、在利益面前"让出来"，就是对集体主义最有力的言传身教。反之，如果公共角色在利益分配中表现出明显的自利倾向，任何形式的集体主义宣传都会遭遇信任危机。因此，强化集体主义教育的首要环节，是加强基层治理骨干自身的公共性建设，以榜样的真实行动重建集体主义的说服力。
结语
基层治理协同的深层动力，既源于制度的规范与利益的协调，更源于共同体成员之间共享的价值认同。集体主义教育并非过时的道德遗产，而是现代基层治理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我们需要以创新的方式激活集体主义教育的治理功能，使其不再是悬浮于生活之上的空洞口号，而是扎根于协商实践、数字互动与公共行动之中的日常伦理。唯有如此，基层治理的协同才能从外部驱动转向内生自觉，从权宜之计走向持久秩序，最终实现个体福祉与公共善好之间的动态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