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末端支点，也是社会矛盾化解、公共服务供给与群众利益协调的第一现场。伴随城镇化加速、社会结构分化与利益主体多元化，单一行政主导的治理模式已难以回应复杂场景下的协同需求。与此同时，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凝聚社会共识、塑造集体认同的核心手段，其功能长期以来更多停留在意识形态宣教层面，与基层治理实践之间存在显著脱节。如何将爱国主义教育的情感动员优势转化为基层协同治理的行动资源，使国家认同从抽象符号下沉为社区共建、邻里互助、矛盾化解的具体实践，成为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亟待回答的关键命题。

二、爱国主义教育与基层治理协同的内在关联

爱国主义教育视域下的基层治理协同，并非简单的“教育+治理”拼合，而是一种价值内化与行为外化的双向互构。首先，爱国主义教育为基层治理提供了超越利益博弈的公共精神基础。基层治理中常见的“搭便车”“邻避效应”“集体行动困境”，根源往往在于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张力。爱国主义所蕴含的“共同体优先”“责任共担”理念，能够有效软化刚性利益算计，培育居民对社区、对城市的归属感与使命感，从而降低协同成本。其次，基层治理实践构成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具身化场域。当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疫情防控、老旧小区改造等公共事务时，其行动本身就是对国家政策响应、对公共利益维护的爱国主义表达。这种“做中学”的教育方式，比单纯的说教更具渗透力与持久性。再次，协同治理所依赖的信任网络与规范共识，恰恰与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目标——培育公民对国家制度、文化、历史的情感依附——高度吻合。因此，二者本质上共享同一逻辑内核：通过强化集体认同来提升集体行动能力。

三、当前基层治理协同中爱国主义教育功能的发挥与不足

近年来，各地在探索将爱国主义教育嵌入基层治理协同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例如，部分社区通过“红色议事厅”“爱国主题楼组建设”“榜样人物宣讲”等活动，将爱国主义符号转化为邻里沟通的载体；一些街道将重大节日庆典与社区志愿服务结合，以仪式感激发居民参与热情。然而，现有实践仍存在明显短板。其一，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与治理议题脱节。许多活动停留在升国旗、唱红歌、参观纪念馆等形式层面，未能与居民关心的停车难、环境脏乱、公共空间不足等具体问题建立关联，导致教育效果悬浮，难以真正转化为治理行为。其二，协同机制中爱国主义教育的制度化嵌入不足。基层治理协同主要依赖行政指令或项目驱动，缺乏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居民公约、协商规则、评议标准等制度设计中的自觉。教育往往被当作“附加任务”而非“内生动力”，一旦活动结束，效应便迅速衰减。其三，不同主体间的价值衔接不畅。基层干部、社区能人、普通居民、流动人口等群体对爱国主义的认知与需求存在差异，简单统一的教育模式难以激发各主体的协同意愿，反而可能引发“审美疲劳”或形式主义反感。

四、强化爱国主义教育视域下基层治理协同的实践路径

要真正实现爱国主义教育对基层治理协同的赋能，需要从价值内化、制度嵌入、场景营造、主体激活四个维度协同发力。

第一，推动价值内化，实现从“认同”到“行动”的转化。爱国主义教育不应停留于宏大叙事，而应通过“微叙事”与“小切口”让国家认同可感可及。例如，将社区历史变迁与城市发展成就联系起来，组织居民口述史采集，让居民在讲述“我家这十年”的过程中自然生发出对政策、对时代的认同；再如，设计“社区贡献积分”体系，将垃圾分类、邻里互助、公共设施维护等行为与“爱国爱家”荣誉表彰挂钩，使每一次协同行动都成为爱国主义的具身实践。

第二，强化制度嵌入，构建常态化协同机制。将爱国主义教育的目标纳入基层治理规则体系，在居民自治章程、社区协商议事规则、网格化管理条例中明确“爱国守法、睦邻共治”的行为导向。探索设立“社区爱国公约”，由居民共同商议核心条款，并定期开展履约评议，使爱国主义不再是抽象口号，而是可遵守、可监督、可评价的公共准则。同时，将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基层干部、网格员、志愿者的必修培训模块，提升其运用价值引导化解治理难题的能力。

第三，创新场景营造，增强教育的体验性与交互性。利用数字技术打造“虚拟爱国教育空间”，例如开发社区VR红色资源导览小程序，让居民足不出户即可了解本地革命遗址与英雄人物；在社区公共空间设置“爱国故事地图”“治理成果墙”等交互装置，鼓励居民上传自己参与治理的照片与感悟，形成线上线下联动的爱国行动网络。此外，可定期举办“社区治理爱国论坛”，邀请不同群体围绕公共议题展开对话，在协商中培育家国情怀。

第四，激活多元主体，构建共育共治格局。发挥社区党员、退役军人、五老人员等的示范作用，组建“爱国治理宣讲团”，以身边人讲身边事；鼓励企业、学校、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爱国治理项目，例如企业提供资源支持“爱国微花园”建设，学校组织学生参与社区环保调查与提案，实现教育主体与治理主体的融合。针对流动人口等治理难点，设计“第二故乡认同计划”，通过本地文化体验、子女教育融入、就业帮扶等举措，将其对个体发展的期待与对国家城市的情感联结起来，降低协同参与的门槛。

五、结语

爱国主义教育与基层治理协同的深度融合，本质上是将国家认同从宏观叙事转化为微观行动，从心理认同转化为治理效能。这一过程要求摒弃单向灌输与形式主义，代之以问题导向、制度创新与场景再造。唯有让居民在解决身边难题中感受到国家制度的力量，在参与公共事务中体认家国一体的温暖，爱国主义教育才能真正成为基层治理协同的“黏合剂”与“催化剂”。未来，基层治理的现代化不应只追求技术效率的提升，更需在情感共同体与治理共同体之间架设桥梁，使每一个微小细胞都能在国家肌体中焕发协同共治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