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作为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阵地，自建设以来已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规模效应。然而，在实际运行中，一些实践中心存在活动形式单一、群众参与度不高、文化服务供给与需求错位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深层症结，在于未能充分激活文化产品的内在驱动力。文化产品作为精神消费的载体，其思想性、审美性和娱乐性兼具的特质，决定了它能够成为文明实践从“被动灌输”转向“主动接受”的关键枢纽。探讨文化产品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作用机制与效能提升路径，对于深化基层精神文明建设、推动文化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文化产品与文明实践的内在契合：从工具理性到价值共生

传统观念往往将文化产品视为文明实践的“点缀”或“工具”，这种认识遮蔽了二者之间的深层关联。从功能维度看，文化产品承载的符号意义、情感共鸣和审美体验，能够有效降低文明实践的认知门槛与心理距离。一部讲述邻里互助的微电影、一场具有地方特色的文艺演出、一套融入文明理念的文创产品，其传播效力远超单纯的宣讲说教。从运行逻辑看，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中心任务在于“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成风化俗”，而文化产品天然具备的渗透性、感染力和跨圈层传播能力，恰恰契合这一需求。二者并非简单的运用与被运用关系，而是需要在价值层面实现共生：文化产品通过文明实践获得公共性与社会意义，文明实践则借助文化产品实现表达方式与传播路径的升级。

三、文化产品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核心作用

首先，文化产品是意识形态表达的柔性载体。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承担着传播主流价值观的功能，而文化产品能够将抽象的理论话语转化为具象的生活叙事。例如，通过地方戏曲改编政策宣讲内容，既保留了传统艺术的韵味，又完成了价值传递，使群众在审美愉悦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主流价值引导。这种柔性表达避免了生硬说教带来的心理排斥，实现了“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其次，文化产品是群众参与的重要媒介。文明实践不应是单向的灌输，而是双向的互动。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消费过程为群众提供了参与空间。鼓励居民参与社区微电影拍摄、村史编纂、口述史采集等文化活动，不仅丰富了文明实践的内容供给，更在参与过程中培育了群众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当居民从观看者变为创作者，文明实践便从“要我参与”转变为“我要参与”。

再次，文化产品是乡土文化传承的活化路径。许多基层地区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间文化资源。将这些文化资源转化为符合现代审美需求的文化产品，并通过实践中心进行展演、培训和推广，既能激活沉寂的文化存量，又能为乡村振兴注入精神动力。文化产品的再生产过程，本质上是对地方文化认同的强化与再造。

最后，文化产品是群体黏合的社会纽带。在基层社会，尤其是农村地区，公共文化生活空间相对匮乏。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通过提供优质文化产品，组织观影、读书会、文艺汇演等活动，搭建了邻里交流的平台。文化产品的消费体验形成共同话题，从而增强社区凝聚力与群体认同，这对于缓解基层治理中的人际疏离具有特殊作用。

四、当前文化产品供给的典型困境与深层原因

尽管文化产品在文明实践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但供给端的短板依然明显。其一，内容同质化问题突出。部分实践中心在文化产品选择上一味追求“高大上”，忽视了基层群众的实际需要与接受习惯。一些全国通用的宣教片、标准化节目在情感共鸣上存在天然短板，难以真正打动本地群众。其二，供需结构性错位。农民群体、务工人员、老年群体和青少年群体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差异巨大，但许多实践中心仍以“一锅煮”方式提供文化服务，导致群众“来了一次就不再想来的局面”。其三，生产机制缺乏可持续性。不少实践中心依赖上级送文化或一次性采购，缺少本地化文化产品的自主研发与持续供给能力，一旦外部资源中断，活动便难以为继。

造成这些困境的深层原因在于：基层文化产品的生产缺乏系统性的市场调研与需求评估机制；人才储备不足，缺少能够将政策语言转化为群众语言的创作人才；资源整合不够，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等系统之间壁垒尚未打破，各自为政的状态限制了优质文化产品进入实践中心的通道。此外，评价机制偏向“活动次数”“参与人数”等硬性指标，对文化产品的实际效果——即群众是否真正接受、是否产生了行为改变——关注不足。

五、提升文化产品效能的实践路径

破解上述困境，需要从供给侧与需求侧同步发力，构建一套闭环式的文化产品运作体系。

第一，建立分层分类的精准供给机制。针对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开展常态化调研，利用大数据分析和文化消费画像技术，精准识别群众的文化偏好。在此基础上，开发差异化的文化产品：面向老年群体侧重传统戏曲、地方优秀传统文化讲座；面向青年群体侧重短视频、文创IP和互动体验项目；面向青少年群体侧重科普绘本、研学活动和沉浸式体验课程。通过精准定位，提升文化产品的到达率与接受度。

第二，构建“群众创作+专业赋能”的文化生产模式。文明实践中心不应仅仅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者，更应成为本土文化产品的孵化器。通过设立“百姓创作工作室”、开办基层文化人才培训班、聘请专业编剧导演作为导师，鼓励群众围绕身边人、身边事创作具有乡土气息的文艺作品。专业力量负责提升创作技艺，群众提供鲜活素材与故事内核，这种协作模式既保证了文化产品的艺术品质，又保持了其生活底色。

第三，推动数字技术嵌入文化产品全链条。数字化赋能是解决基层文化服务均等化问题的关键路径。利用5G、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技术，将优质文化资源数字化、网络化，打破时空限制，实现云端共享。同时，注重线下沉浸式体验空间的升级，开发互动性强的数字文化产品，如智慧导览、AR互动故事墙、在线非遗体验课程等，增强文化产品的新鲜感与参与感。

第四，完善效果评估与反馈机制。走出唯数量论的评估误区，构建以“效果为导向”的多维评价体系。从认知改变、态度转化和行为影响三个层面，评估文化产品对群众文明素养的实际提升作用。引入第三方评估和社会满意度调查，定期收集群众反馈并及时调整产品策略，形成“需求识别—产品开发—传播推广—效果反馈—迭代优化”的闭环。

六、结语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文化产品的核心驱动。文化产品不仅是内容的载体，更是价值观传播的桥梁、群众参与的媒介和社区凝聚的纽带。当前阶段，关键在于摆脱形式化的供给惯性，建立以需求为导向、以效果为标尺、以创新为动力的文化产品供给体系。当文化产品真正实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便能在更深层次上实现以文化人、成风化俗的目标，为基层社会治理与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持久而鲜活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