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以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为代表的新业态迅猛发展，催生了数以亿计的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络主播等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这一群体已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规模持续扩大、社会影响力日益凸显。然而，由于劳动关系模糊、组织归属弱化、就业流动性强等结构性特征，新业态从业人员的思想引导工作面临传统模式难以有效覆盖的现实困境。如何精准把握这一群体的思想动态，探索契合其职业特性与心理需求的工作方法，已成为基层治理与思想政治工作领域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本文基于多地实践观察，系统梳理当前新业态从业人员思想引导的探索经验，剖析其中存在的深层问题，并提出优化路径，以期为相关工作提供学理参照与实践参考。

一、新业态从业群体的基本特征与思想动态扫描

新业态从业人员具有鲜明的代际与职业特征。从年龄结构看，以“80后”“90后”甚至“00后”为主力，普遍接受过较高程度教育，对互联网技术高度依赖，职业选择更倾向于自由灵活。从工作模式看，他们通常依托平台接单，工作时间碎片化、工作地点去中心化，人均日均工作时长普遍超过传统岗位，但缺乏固定的工作场所与稳定的同事关系网络。这种“零工式”“散点式”的就业形态，直接导致其组织化程度低，党团组织、工会等传统载体的覆盖难度极大。

在思想动态方面，调研显示，新业态从业人员的价值取向总体积极，普遍认可“勤劳致富”“多劳多得”的市场逻辑，对自身劳动的价值感较为强烈。但同时也呈现出一些值得关注的特征：一是利益诉求高度聚焦于收入稳定性、社会保障、算法公平等具体问题，政治性议题关注度相对偏低；二是因为缺乏稳定的组织归属与制度性表达渠道，其诉求往往呈现出“点状爆发”与“隐性积聚”并存的特点，日常沟通中多通过网络社群、熟人圈子传递信息，容易形成信息茧房效应；三是面对平台规则调整、差评投诉等压力时，容易产生短期焦虑与职业倦怠，对长期职业发展缺乏清晰预期。这些动态特征提示，传统“开大会、读文件、听报告”式的思想引导方式，很难有效触及这一群体。

二、思想引导的实践探索与主要模式

面对新业态的特殊挑战，各地各部门近年来进行了多方面的实践探索，形成了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工作模式。

第一，“党建+服务”的嵌入模式。一些地方依托街道社区党组织，在外卖站点、快递网点、网约车司机驿站等设立流动党员服务站或功能型党支部，将党建活动与职业需求对接。例如，提供免费饮水、充电、应急药品等基础服务，同时嵌入政策宣讲、权益咨询、法律援助等内容。这种“先服务后引导”的策略，有效降低了从业人员的心理防备，增强了组织的亲和力与凝聚力。

第二，“指尖上的思政”数字化模式。鉴于从业人员高频使用移动终端的特点，不少平台企业与宣传部门合作，通过APP弹窗、任务推送、短视频课程等形式，将政策解读、职业道德、安全规范等内容以“碎片化”“场景化”的方式推送。部分地方还开发了积分激励机制，从业人员观看学习内容可兑换接单优先权或实物奖励，较好地解决了“没时间、没场所”的参与瓶颈。

第三，“意见领袖”辐射带动模式。在新业态群体内部，存在一些因技术精湛、热心公益或表达能力强而自然形成的“头雁”人物。通过重点联系、培养和赋能这些关键个体，引导其在微信群、社区论坛等线上空间传递正向信息，协助化解矛盾纠纷，并在突发事件中发挥稳定人心的作用。这一模式尊重了群体的圈层文化，降低了信息传递的损耗与对抗性。

三、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与深层挑战

尽管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新业态从业人员思想引导工作仍面临多重结构性困境。首先，主体责任边界模糊。平台企业、劳务外包公司、属地社区之间权责交叉不清，从业人员“是哪个单位的人”往往难以界定，导致思想引导工作“多头负责”又“无人真负责”。部分平台企业将责任推向第三方合作商，而合作商缺乏相应的人力与专业能力，工作极易流于形式。

其次，工作方法的适配性不足。当前许多引导内容仍沿用传统话语体系，习惯于宏大叙事与单向灌输，对新业态群体关注的具体利益、算法规则、职业尊严等问题回应不足。调研中不少从业人员反映，“讲得很好，但离自己太远”。这种“供需错位”不仅降低了引导效果，还可能引发逆反心理。

再次，算法逻辑与人文关怀之间存在张力。平台算法以效率为最高原则，对从业者的劳动过程施加着精密的控制，而思想引导工作强调尊重主体性、增强获得感。当外卖骑手因系统压缩配送时间而面临安全风险时，单纯强调“爱岗敬业”容易显得苍白无力。如何超越抽象的引导，推动平台规则向着更加公平、包容的方向调适，是必须直面的深层命题。

四、优化思想引导工作的路径思考

破解上述难题，需要从理念、机制、方法三个维度进行系统性的路径重构。

在理念层面，应从“管理对象”转向“治理主体”。新业态从业人员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具有能动性的城市服务者与利益相关者。思想引导的起点应是承认其劳动贡献，尊重其职业选择，倾听其真实声音。应当将从业人员纳入基层治理的参与体系，在涉及平台规则、社区服务、行业治理等事务中赋予其表达权与协商权，使其从“被代表”变为“能发声”。这种“赋权式引导”比“说教式引导”更能产生内在认同。

在机制层面，应构建“跨部门协同+分层分类”的责任体系。明确平台企业的主体责任、属地政府的兜底责任以及行业工会的维权责任，避免推诿扯皮。同时，针对不同类型从业者的差异化需求，实施分层分类引导：对网约车司机可侧重法规政策与职业稳定性引导，对外卖骑手可强化安全规范与权益保护宣传，对网络主播则需关注内容合规与价值观引领。此外，应依托行业协会、头部企业建立常态化的思想动态监测机制，利用大数据分析舆情热点与情绪倾向，实现精准预警与快速响应。

在方法层面，应深化“场景化+生活化+人本化”的创新实践。一方面，将思想引导嵌入从业人员的日常场景，如利用接单等待时间推送短小精悍的音频或图文内容，在驿站、服务站等实体空间设置“微课堂”或“解忧角”。另一方面，引导内容要“接地气”，善于运用群体内部的话语体系、符号象征和叙事逻辑，用“身边人讲身边事”的方式传递主流价值。更重要的是，思想引导必须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推动完善社会保障、参与优化算法规则、畅通投诉申诉渠道，这些“硬支撑”才是思想认同的根基。

还需特别关注从业人员的心理健康与职业发展焦虑。可以联合专业机构为从业人员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与压力疏导，开展职业规划辅导与技能培训，帮助其从“临时性生存”走向“可持续性发展”。当从业人员感受到组织不仅是在“管思想”，更是在“谋出路”时，思想引导工作的内驱力与持久力将得到质的提升。

结语

新就业形态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劳动力市场变革的重要方向。从业人员的思想引导工作，绝非简单的“教育”与“管控”，而是一项关乎劳动尊严、社会公平与治理现代化的系统工程。当前，从实践观察中可以清晰看到，成功的引导往往始于真诚的倾听、成于务实的服务、终于制度的尊重。未来，随着算法伦理的深化、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以及基层治理能力的提升，新业态从业人员的思想引导工作必将在“嵌入”与“赋能”的双轮驱动下，走向更加精准、人本与可持续的路径。唯有如此，这一庞大的新群体才能从“流动的劳动者”真正成长为城市发展进程中积极、稳健的建设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