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其效能的提升直接关系到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与社会结构深刻变迁，基层治理面临参与主体多元、利益诉求分化、资源整合困难等复杂挑战。如何将分散的治理力量凝聚为协同合力，成为亟待破解的核心命题。党员作为党组织的细胞，其管理机制是否科学、党员作用能否有效激发，直接决定着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引领效能。从党员管理视域审视基层治理协同强化，并非简单的“以管理促治理”，而是要揭示党员管理如何通过制度设计、组织嵌入和激励约束，实现个体活力与组织合力的辩证统一。本文旨在系统分析党员管理赋能基层协同治理的内在机理，直面当前管理实践中存在的结构性障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可操作的优化路径，为构建党建引领下的基层协同治理新格局提供理论参照。

二、党员管理赋能基层协同治理的内在逻辑

党员管理对基层治理协同的赋能作用，根植于党组织的政治优势与组织优势。首先，党员管理通过目标导向实现价值协同。基层治理多元主体往往存在利益分歧，而党员管理中的教育、考核与监督机制，能够将党的方针政策化为党员个体的行动准则，使其在不同场域中成为政策传导的“稳定器”。当党员在社区、村居、企业等治理单元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时，无形中为其他主体提供了行为参照，降低了协同过程中的认知摩擦成本。

其次，党员管理通过组织嵌入打通协同渠道。党员遍布基层各领域，规范化的党员管理——例如“双报到”制度、党员责任区制度、网格化党员联户机制——将党员身份与基层治理单元深度绑定。这种嵌入不是简单的“挂牌”，而是通过民主评议、积分管理等手段，倒逼党员主动收集民情、调解矛盾、链接资源，从而在信息不对称的治理环境中架起沟通桥梁。党员管理中的动态台账与组织生活会制度，又为跨部门、跨层级的协同提供了制度化协商平台。

再者，党员管理通过激励约束强化协同动力。科学的党员评价体系——如量化积分、先锋指数——能够将党员在协同治理中的贡献度转化为看得见的奖惩。这种机制打破了以往“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困境，激活了党员参与公共事务的内生动力。同时，纪律处分与约谈机制则对“不作为”“乱作为”形成威慑，确保党员在协同中不偏离公共利益轨道。简言之，党员管理通过价值内化、组织链接与行为调控三重机制，为基层协同治理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秩序基础与动力源泉。

三、当前党员管理在基层协同治理中的现实困境

尽管逻辑上成立，但在实践层面，党员管理对基层协同治理的赋能效果仍面临多重制约。第一，管理方式“行政化”导致协同僵化。部分基层党组织将党员管理简化为“填表建档”“开会签到”，过度依赖自上而下的指令和考核。这种僵化的管理思维抑制了党员的主动性，使其成为被动执行者而非协同创新者。例如，在社区治理中，党员往往被指派完成规定动作，难以根据实际需求灵活联合业委会、物业、社会组织等主体开展联动，造成“组织在场、作用缺位”的现象。

第二，评价体系“同质化”削弱协同效能。当前许多地区的党员评价指标偏重“开会次数”“学习时长”等硬性要求，而对党员在治理协同中的实际贡献——如协调资源、化解矛盾、推动共识——缺乏量化与认定。这种导向使得党员更愿意完成“看得见”的流水作业，而不愿投入时间精力从事需要复杂沟通的协同性工作。同时，不同领域、不同年龄阶段的党员履职场景差异巨大，统一标准的评价容易产生“鞭打快牛”或“消极应付”的副作用。

第三，流动党员管理“松散化”造成协同断层。城乡人口流动加剧导致大量党员“人户分离”或组织关系与实际工作生活地错位。部分流出地党组织对流动党员“管不到”，流入地党组织又“管不了”，导致这部分党员在基层治理中处于“隐身”状态。他们本可以成为链接不同区域资源的“桥梁纽带”，却因管理真空而丧失协同价值。此外，新兴领域（如非公企业、社会组织）中党员发展与管理滞后，也造成协同治理中“党的声音”覆盖不全面。

四、强化党员管理促进基层治理协同的优化路径

破解上述困境，需从理念、制度与技术三个维度系统重构党员管理机制，使其真正服务于基层协同治理。

在理念层面，应从“管控导向”转向“赋能导向”。党员管理的核心不是监控党员干了什么，而是创造条件让党员能干成事。基层党委应鼓励党员结合自身特长和资源禀赋，主动认领协同治理中的“微项目”。例如，具有法律背景的党员可牵头矛盾调解，有商业资源的党员可推动社区经济合作。管理重心应从“统一刷脸”转向“因材施策”，允许不同类型党员采用差异化的参与方式，并配套相应的支持政策。

在制度层面，应构建“贡献导向”的量化评价体系。建议引入“协同治理积分制”，将党员参与议事协商、资源对接、志愿服务、矛盾纠纷化解等行为按权重赋分，积分与评优评先、干部选拔、党内关怀挂钩。同时，建立“问题发现—认领—处置—反馈”闭环机制，使党员在协同治理中的工作可追踪、可评价。针对流动党员，应推广“双向共管”模式，流入地与流出地党组织定期互通信息、共同考核，确保“离乡不离党”。此外，建立“党员议事会”或“党员联心站”等组织载体，固定协商议事频次，使协同治理从临时性、应急性走向常态化。

在技术层面，应善用数字化工具降低协同成本。开发或升级“智慧党建”平台，将党员信息、积分记录、任务清单、民情诉求等数据进行归集分析。通过大数据画像，精准匹配党员能力与治理需求，避免“人岗错配”。例如，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垃圾分类推广等具体事务中，系统可自动筛选出具有相关经验或影响力的党员，并推送任务建议。同时，利用线上议事、云端直播等方式，突破时空限制，扩大党员参与协同的覆盖面。但需警惕技术滥用导致的“指尖形式主义”，应明确线上行为须有线下实效作为支撑。

五、结语

基层治理协同的强化，绝非单一制度变革所能达成，它需要一种能够穿透科层壁垒、整合分散力量的内生机制。党员管理以其组织化、制度化的独特优势，恰恰承载了这一使命。当前，要从“形式上的在场”走向“实质上的协同”，关键在于摒弃机械化的管理思维，将党员管理的每一个节点都设计与协同治理的目标相对接。当党员个体不再仅仅是报表上的一个名字，而是成为连接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活络的“关节”，基层治理的协同效应才能真正释放。未来，随着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深化，党员管理还需持续迭代，始终保持对基层现实需求的敏锐感知。唯有如此，党的组织优势才能高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基层善治提供永不枯竭的动力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