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基层群众自治的前沿阵地。随着住房商品化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传统单位制解体后形成的“陌生人社会”使社区治理面临组织离散、信任缺失、参与不足等结构性困境。如何将分散的居民重新组织起来，激活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成为学界与实务界共同关注的议题。近年来，“红色物业”作为一种将党组织政治优势与物业服务专业优势相结合的治理载体，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实践。本文基于多个城市的“红色物业”典型案例，考察群众组织力通过何种机制嵌入社区治理，并分析其在提升治理效能中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群众组织力的融入并非简单地“挂招牌”或“设支部”，而是通过利益联结、信任重建、空间再造与制度赋权等路径，实现了从“组织覆盖”到“功能激活”的转变。本文旨在为理解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一、“红色物业”的兴起：从市场失灵到组织介入

物业服务是社区治理中矛盾最为集中的领域之一。长期以来，部分商业物业公司因过度追求利润而导致服务缺位、业主维权频发，形成了“业主不满—拒交费用—服务降级”的恶性循环。在此背景下，由社区党组织主导或深度介入的“红色物业”应运而生。与传统物业公司不同，“红色物业”并不以利润最大化为首要目标，而是将政治引领、公共服务与市场运作有机融合。其核心特征是：在组织架构上，由社区党组织成员兼任物业企业负责人，或由党员骨干担任楼栋长、片区长；在运行机制上，实行“支部+物业+业委会+居民代表”多方联动议事制度；在服务内容上，除了基础保洁、安保外，还承担政策宣传、矛盾调解、困难帮扶等准公共职能。这一模式打破了以往“市场失灵找政府、政府缺位靠市场”的二元困局，为社区治理提供了新的组织力量。

二、群众组织力融入社区治理的机制分析

（一）利益共同体再造：以公共品供给撬动参与意愿

群众组织力的基础在于利益认同。在传统社区中，居民因缺乏共同利益纽带而难以被有效组织。“红色物业”通过打造公共空间（如党群活动室、共享书屋、便民服务点）和提供针对性服务（如老年助餐、四点半课堂、应急维修），使居民切实感受到组织带来的福利增量。这种以“看得见的服务”换取“有温度的支持”的策略，有效降低了居民的参与门槛。在调研中，某老旧小区在引入“红色物业”后，通过集资修缮楼道照明、疏通下水道等“微实事”，使居民缴费率从不足40%提升至85%以上，业委会选举参与率亦显著提高。这表明，公共品的精准供给是撬动群众参与意愿的关键支点。

（二）信任关系重构：党员先锋形象的情感治理

社区治理的深层困境在于信任缺失。现代小区中，居民之间乃至居民与物业之间往往处于“弱连接”状态。“红色物业”通过设立“党员示范岗”“红色管家”等制度，将党员身份与服务行为直接挂钩。党员楼栋长定期入户走访、主动亮明身份、协助解决燃气检修等“关键小事”，逐步建立了个性化的信任关系。这种基于面对面互动的情感治理，突破了传统科层制行政动员的冷漠感，形成了一个个“信任节点”。随着节点增多，社区内部的“信任半径”得以扩展，群众对党组织的认同感也从抽象的政治符号转化为具体的情感依恋。

（三）规则内化与协商共治：组织化参与的赋权路径

群众组织力的可持续运行有赖于制度化参与渠道的畅通。“红色物业”普遍建立“三方联动”联席会议制度，由社区党组织牵头，物业企业、业委会、居民代表定期商议小区公共事务。重大事项如维修资金使用、停车位管理等，均须经过“提出议题—党员先议—各方协商—结果公示—闭环反馈”的程序。这一过程实质上是将“多数原则”与“协商原则”相结合，既保障了决策效率，又避免了少数人的“议而不决”或多数人的“暴政”。更重要的是，居民在反复参与公共讨论中内化了规则意识，实现了从“被动服从”到“主动协商”的角色转变。这种赋权不是简单的“给权力”，而是通过程序正义培养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与习惯。

三、组织力嵌入的结构性效应：秩序、效能与认同

群众组织力深度嵌入社区治理后，在实践中产生了三重结构性效应。第一，治理秩序从“被动维稳”走向“主动创稳”。过去社区矛盾多依赖外部行政力量化解，“红色物业”通过前置介入（如物业管家兼任信息员、调解员），将大量物业纠纷、邻里冲突化解在萌芽状态，有效减少了信访诉讼的发生。第二，治理效能从“碎片化应对”转向“协同化供给”。“红色物业”打通了党建资源、行政资源与市场资源的壁垒，实现了一体化调度。例如在疫情防控、文明创建等应急任务中，“红色物业”能够快速动员党员骨干、楼栋长、志愿者等多支力量，形成了“平战结合”的响应体系。第三，身份认同从“原子化个体”迈向“社区共同体”。在持续的组织互动中，居民逐渐从“事不关己”的旁观者转变为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和责任者。部分社区已自发形成志愿者服务队、邻里互助会等草根组织，进一步巩固了群众组织力的社会基础。

四、实践反思：边界、激励与可持续性困境

尽管“红色物业”成效显著，但其在推广过程中仍面临不可忽视的结构性挑战。首先是行政化风险。部分社区存在将“红色物业”异化为街道派出机构的倾向，以行政指令替代市场协商，导致服务僵化、居民反感。其次是激励错位。物业企业若长期承担大量准公共服务而得不到合理补偿，则可能产生“道德疲劳”甚至逆向激励。最后是参与可持续性难题。群众组织力的核心是人的组织，但骨干培养周期长、代际更替缓慢，部分社区严重依赖少数“热心人”，一旦带头人退出，组织网络便面临断裂风险。因此，未来应着力构建“权力清单”明确政府、物业与居民三者边界，探索“服务换积分”等可持续激励机制，同时注重培育青年群体参与社区公共生活，避免组织网络“老龄化”。

结语

群众组织力作为社区治理的隐性资源，其价值长期被忽视。“红色物业”的实践表明，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资源的核心在于“嵌入”而非“附加”。当组织力量能够真正回应居民的日常需求、重构社区信任网络、并制度化地吸纳公众参与时，社区便有望从物理空间转变为治理共同体。当然，任何制度设计都不可能一劳永逸。“红色物业”需要在保持政治定力的同时，持续优化服务逻辑、完善协商机制、激发内生动力，方能在纷繁复杂的基层现实中，真正成为连接党心民心的“红色引擎”。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关注新型社区（如青年公寓、国际社区）中群众组织力的适应性形态，以及数字化技术对组织动员模式的重塑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