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与基层治理重心的下移，社区日益成为社会矛盾的交汇点和公共服务的终端。作为党在城市基层的神经末梢，社区党组织承担着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关键职责。然而，在新时代社会结构深刻转型、利益格局日益多元、居民需求升级迭代的背景下，部分城市社区党组织出现了群众组织力弱化的倾向，表现为号召力下降、凝聚力减弱、动员能力不足。这一问题不仅制约基层党建的质量，更关乎党在城市的执政根基。因此，深入审视城市社区党组织群众组织力弱化的现实样态、剖析成因并探寻提升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群众组织力弱化的现实表征

群众组织力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既包括党组织对居民的动员能力，也涵盖居民的认同感与参与意愿。当前，城市社区党组织群众组织力的弱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

第一，组织动员的“形式化”与“低参与”。在许多城市社区，党组织主导的活动仍以传统的政策宣讲、节日慰问、卫生清扫为主，内容单一、形式固化，难以契合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群体居民的实际需求。调研显示，社区活动参与群体高度集中于离退休党员与老年居民，中青年群体、在职党员、流动人口参与度普遍偏低。一些社区即使通过“积分兑换”“小礼品”等激励手段，也难以形成持续有效的动员效果，参与行为由内生的认同转向功利的权宜。

第二，群众诉求的“响应滞后”与“服务脱节”。社区党组织作为居民与政府间的枢纽，本应承担起诉求收集、问题反馈、矛盾调解的功能。但实践中，部分党组织存在“重管理、轻服务”的倾向，对居民急难愁盼的事项要么推诿拖延，要么简单应付。例如，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停车位管理、物业服务纠纷等棘手问题上，党组织往往缺乏有效的协调抓手，导致居民“有困难不找组织”或“找了也没用”的心态蔓延，信任关系逐步稀释。

第三，组织体系的“悬浮化”与“碎片化”。城市社区党组织的层级结构虽已健全，但在实际运行中，支部与居民之间存在明显的距离感。许多党支部活动囿于办公场所内部，与楼栋、网格缺乏联动；部分社区书记忙于应付上级检查、填表报表，无暇深入居民家中走访。与此同时，业委会、物业企业、社会组织等社区治理主体各自为政，党组织未能有效发挥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主心骨”作用，组织覆盖的“形”虽在，但组织力之“神”已散。

二、弱化成因的多维分析

群众组织力弱化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社会结构变迁、体制运行桎梏、工作方式惯性等多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

其一，社会原子化与利益分化消解了传统的集体动员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单位制解体，人们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业主”。社区不再是同质化的熟人社会，而是由不同户籍、职业、收入水平的陌生人构成。居民的利益诉求高度碎片化，公共议题难以聚合。传统的“开会、喊口号、派任务”式动员在原子化的个体面前失去了效力，党组织难以找到撬动集体行动的有效支点。

其二，工作方式“行政化”与“内卷化”挤压了群众工作的空间。在行政压力型体制下，社区党组织承担了大量来自街道、区级部门的指标考核任务，如扫黑除恶、垃圾分类、疫情防控等专项工作的台账整理与数据上报。这些任务固然重要，但过度行政化使得社区干部疲于应付“对上”的事务，无暇“对下”做细做实群众沟通。党建工作由此陷入“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的内卷循环，群众组织力在形式化的忙碌中不断耗损。

其三，能力短板与资源匮乏制约了服务效能的输出。群众组织力的根基在于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然而，社区党组织普遍缺乏独立的人、财、物资源调配权。面对居民提出的维修基金使用、公共空间改造、社区养老等需求，党组织往往只能作为“传声筒”向上反映，无法直接解决。同时，部分社区干部年龄结构偏大、知识结构老化，新媒体运用能力、协商谈判能力、资源链接能力相对薄弱，难以适应新时代群众工作的专业化要求。

其四，情感联结的断裂削弱了党群关系的温度。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社区人口高流动性使党员与居民之间难以建立深层情感纽带。一些基层党组织习惯于自上而下的“发通知”，缺少自下而上的“听心声”；习惯于“管理”而非“服务”，导致群众将党组织视同一般行政机构，缺乏亲近感与归属感。当情感“欠账”累积到一定程度，群众对组织号召便会本能地选择漠视或拒绝。

三、提升群众组织力的实践路径

破解群众组织力弱化的困局，必须立足新时代基层治理的客观规律，从组织方式、服务供给、制度建设、情感动员四个层面进行系统性重塑。

第一，创新组织动员方式，实现从“命令式”向“嵌入式”转变。要打破“大呼隆”式动员，转向数字化、精准化、场景化动员。利用微信、小程序、议事群等新媒体工具，建立线上“网格议事厅”“云端党群服务站”，将组织触角延伸到居民指尖。同时，以兴趣、需求、公益为纽带，培育社区自组织（如舞蹈队、读书会、亲子互助组），由党员骨干在其中发挥引导作用，实现党组织对松散群体的柔性嵌入。

第二，提升服务供给能力，以解决问题赢得群众认同。社区党组织应将工作重心从“完成上级任务”转向“满足居民需求”，建立“需求清单—资源清单—项目清单”对接机制。通过“社区吹哨、部门报到”、与属地单位共建、引入社会企业等方式，撬动多方资源解决停车难、充电难、养老难等高频痛点。只有让群众在具体问题的解决中感受到党组织的“有用”与“管用”，组织力才会自然生长。

第三，完善民主参与机制，构建党组织领导下的协商共治格局。群众组织力的本质是让群众自愿跟从，而非被动服从。应当在社区层面做实“居民议事会”“民情恳谈会”等制度化协商平台，对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事项实行事前公示、事中协商、事后监督。党组织要扮演好“主持人”与“裁判员”角色，引导各方理性表达、凝聚共识，在协商过程中增强居民对党的工作的参与感与认同感。

第四，强化情感治理，重建党群之间的信任纽带。群众工作不仅是理性计算，更是情感交流。社区干部应当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做到“提户知人、提人知事、提事知情”。建立党员联系户、党员责任区制度，让党员在邻里互助、矛盾调处、政策宣传中亮身份、做表率。通过“微心愿”认领、困难群体结对帮扶、传统节日联谊等载体，在润物无声中拉近党组织与群众间的心理距离，使组织力在情感充盈中生发活力。

结语

新时代城市社区党组织的群众组织力，是党在基层治理中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的具体体现。当前弱化趋势的凸显，折射出传统工作范式与新型社会结构之间的张力。应对这一挑战，既不能简单回归行政强制的老路，也不能放任组织空心化的蔓延。唯有深刻洞察城市化进程中群众心理与行为逻辑的变化，以服务促认同、以协商聚共识、以情感筑纽带，才能在多元化的社区中重新激活党的群众组织力，巩固党在城市基层的执政根基。这是一项需要长期深耕的系统工程，也是新时代基层党建必须交出的一份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