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大叙事中，基层治理始终是基础性、战略性的一环。近年来，随着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基层社会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如何让纷繁庞杂的基层事务运行有序，如何在多元诉求中凝聚共识、化解矛盾，成为摆在各级治理主体面前的现实课题。答案的指向，不仅在于制度供给的完善与技术手段的升级，更在于一种深植于组织与个体行为逻辑的“规矩意识”。规矩意识，作为法治精神、契约精神与公共伦理在基层场景中的具体投射，既是基层治理从“粗放管控”走向“精细善治”的前提条件，也是衡量治理效能的重要标尺。本文试图从功能作用与效能提升两个维度，探讨规矩意识在当代基层治理中的关键价值，并为其实践转化提供学理支撑与策略参考。

一、规矩意识的内涵与基层治理的理论契合

规矩意识，并非简单等同于对规章制度的机械服从，而是一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行为自觉。它意味着治理主体与治理对象皆能理解规则背后的价值逻辑，认同规则的普遍适用性，并愿意主动接受规则的约束与指引。在基层治理语境下，规矩意识的本质是“规则之治”的心理基础：当每个人都把规则当作公共生活的“最大公约数”，而不是可随意穿脱的“外套”时，治理成本才能显著降低，治理效能才能持续释放。从治理理论看，基层治理的现代化转型，核心是从“人治”依赖走向“法治”与“自治”融合。规矩意识恰好构成了这种转型的“粘合剂”——它既为依法行政提供了认知前提，又为居民自治中的民主协商确立了程序底线。缺乏规矩意识，制度设计再精妙也会沦为一纸空文；反之，当规矩意识成为社会毛细血管中的常态，基层治理便获得了最为稳固的秩序基石。

二、规矩意识在基层治理中的功能表征

规矩意识在基层治理中的功能，并非抽象的概念演绎，而是具体化为可观察、可验证的治理效能。第一，基础性秩序功能。基层社区、村落、网格是社会矛盾的聚集区，从邻里摩擦到物业管理纠纷，从公共空间占用到集体资产处置，无不需要明确的行为边界。规矩意识促使各方在表达诉求时主动对照规则、参照先例，避免因“各说各话”而陷入无序博弈。许多治理难题之所以久拖不决，根源往往不是缺乏制度，而是缺乏对制度的敬畏与遵从。第二，低成本协作功能。基层治理涉及多元主体：政府部门、社区组织、业委会、物业公司、驻区单位以及居民个体。在缺乏强力行政干预的日常场景中，规矩意识成为协调各方行动的最低成本方案。它使参与者能够基于对规则的共同理解，快速形成合作预期，减少信息不对称与机会主义行为。例如，在垃圾分类、停车管理、楼栋自治等事务中，居民一旦内化了相关行为规范，便会产生自我约束与相互监督的正向循环，大大降低执法与劝导成本。第三，矛盾预防与缓冲功能。规矩意识的深层价值在于“治未病”。当规则成为公众内心的“准绳”，许多潜在的冲突在萌芽阶段就被消解——人们知道什么行为不可为、什么诉求合理，从而减少非理性抗争与越界行动。即使矛盾发生，有强烈规矩意识的各方也更倾向于通过调解、仲裁等正规渠道解决，而非诉诸极端手段。这使得基层治理从“灭火式”应对转向“预防性”治理成为可能。

三、基层治理中规矩意识薄弱的现实表征与归因分析

尽管规矩意识的意义已获广泛共识，但在许多基层单位的实践中，规矩意识薄弱仍是制约治理效能的突出短板。其一，选择性执行规则。部分基层干部和工作人员对上级政策与规章制度采取实用主义态度，有利于自身利益或易于推进的工作就执行，遇到阻力就变通甚至搁置。这种“破窗效应”会迅速瓦解群众对规则的信任。其二，规则制定与执行的“两张皮”。有的基层社区虽制定了详尽的居民公约、议事规则，但内容僵化、脱离实际，或者缺乏有效的执行监督机制，导致规矩成为挂在墙上的“装饰品”。其三，部分群众的规则“冷漠症”。在涉及个人利益时极力寻找规则漏洞，在公共利益受损时又缺乏维护规则的行动意愿，导致“搭便车”“破窗”行为频发。深层剖析，这些问题的产生是多因素叠加的结果：一是传统人情社会“差序格局”的文化惯性，使得关系思维往往压倒规则思维；二是部分基层干部法治理念陈旧，习惯于“批示”“拍板”而非“依法依规办事”；三是规则宣传与教育停留在说教层面，未能真正转化为公众的情感认同与行为习惯。这些问题若不加以纠正，基层治理将始终在“运动式治理”与“选择性守法”的怪圈中循环。

四、提升规矩意识治理效能的实践路径

规矩意识不会自动生成，亦不会凭空强化。提升其在基层治理中的效能，需要从制度设计、文化培育、技术赋能三个维度协同发力。第一，以制度刚性筑牢规矩意识的底线。基层规则不能仅停留在倡议层面，必须具有可操作、可监督、可追责的特性。在村民公约、居民守则、社区议事规则的制定中，应当吸纳各方利益相关者参与，确保规则既有法律依据又有民意基础；同时建立明确的违反后果与执行机制，使违背规矩者承担可感知的责任。对于基层干部，要推行“清单式”权责管理，将办事流程、审批时限、裁量标准彻底公开，用制度封堵“自由裁量”的灰色空间。第二，以文化浸润培育规矩意识的土壤。规矩的内化依赖于持续的文化涵养。基层应探索将规矩教育融入社区公共活动、家庭家风建设、学校教育、志愿者培训之中，通过案例宣讲、情景模拟、榜样示范等方式，让“按规矩办事”从外在约束转变为内在荣誉。尤其要发挥基层党员的先锋作用，在遵守规矩上做表率，形成“上行下效”的群体氛围。第三，以技术手段降低规矩践行的成本。数字化治理为规矩意识的塑造提供了新的可能。例如，通过政务公开平台实时公示办事进度与依据，利用智慧社区系统对违规行为进行自动抓拍与在线提醒，借助区块链技术保障集体资产处置等环节的不可篡改与可追溯。技术并非取代人情，而是通过增加信息透明度与违规成本，间接促进规矩意识的形成。此外，要建立容错与纠错的双向机制：对于因规则不完善导致的“创新偏离”，予以宽容纠偏；对于明知故犯的“越矩行为”，则坚决问责。只有营造出“遵守规矩不吃亏、违反规矩寸步难行”的治理生态，规矩意识方能真正成为基层善治的内生动力。

五、结语：从规矩意识到治理现代化

基层治理的深度与温度，往往体现在最细微的规矩执行之中。规矩意识的觉醒与强化，绝非一蹴而就的工程，而是一场涉及观念、制度与行为习惯的深层变革。它要求基层治理者既要具备“铁面执规”的果敢，也要拥有“润物无声”的智慧。当每一个社区网格、每一个楼栋单元里的每一个角色，都能将规矩视为公共生活的共同基石，基层治理便不再依赖高压管控的脆弱稳定，而是进入一种基于规则认同的可持续善治状态。从更宏阔的视野看，规矩意识的普遍建立，正是国家治理从“粗放”走向“精细”、从“管理”迈向“治理”的关键标志。未来，随着法治社会的不断成熟与公民意识的日益提升，规矩意识必将在基层土壤中生根发芽，并最终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文明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