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伴随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的快速崛起，以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为代表的新就业群体已成长为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毛细血管”。截至2025年初，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总数已超过8400万人，其规模持续扩大、组织形态分散、劳动关系模糊、社会流动性强等特征，对传统党建工作模式提出了全新挑战。如何在“体制外”的零散化劳动者中有效嵌入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如何将“游离态”的新就业群体凝聚成推动社会治理的积极力量？近年来，各地在“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融合”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的经验，但也暴露出组织覆盖难、党员管理难、服务对接难、作用发挥难等深层矛盾。本文基于多地的实地工作观察与政策文本分析，系统梳理当前党建融合的实践逻辑与现实困境，进而提出优化路径，以期为新业态领域党建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参照。
一、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的基本特征与党建融合的内在张力
新就业群体的主体多为青年劳动者，年龄集中在20—35岁之间，学历以大专及以下为主，但技术素养和互联网使用能力较强。他们依托平台获取订单，工作时间碎片化，工作地点不固定，职业流动性高，缺乏传统单位制下的固定劳动关系。这一特征使得传统以“单位”“户籍”“社区”为依托的党建动员方式难以奏效。具体表现为：第一，组织覆盖面临“人户分离”困境，不少新就业从业者既不属于企业正式员工，也不愿受制于社区党组织；第二，党员身份“隐性化”突出，部分流动党员因担心工作变动或组织关系转移麻烦，长期游离于组织之外；第三，党的工作与业务场景脱节，许多党员每天奔波在送单路上，难以抽出时间参加集中学习或组织生活。这些结构性张力决定了新业态党建不能沿循“组建—开会—学习”的传统路径，而需探索“嵌入—服务—引领”的融合式模式。
二、当前党建融合的实践探索：嵌入场景、服务赋能与机制联动
在对北京、杭州、成都、深圳等地的实地观察中，可以归纳出三类主流的党建融合策略。
（一）以场景嵌入为支点，实现组织覆盖从“有形”到“有效”。多地采取“站点建支部”“班组建党小组”“线上聚平台”等方式，在快递分拣中心、外卖配送站、网约车充电站等物理节点设立党群服务阵地，同时利用App、微信群等建立“线上党支部”，将组织生活场景迁移至从业者的工作间隙。例如，杭州市依托“小哥驿站”建立流动党员报到点，由平台企业、街道社区双重管理，实现了“随来随报到、随走随转接”的弹性组织关系转接机制。
（二）以服务赋能为先导，将“被动参与”转化为“主动认同”。新就业群体最关注的是职业保障、权益维护、职业发展等现实问题。各地党组织通过协调法律援助、提供免费体检、开放暖心食堂、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等“微服务”，建立党建与从业者利益的直接关联。深圳某区推出“暖蜂行动”，将党员积分与就医绿色通道、子女入学优抚等资源挂钩，使组织归属感具象化为可感可及的福利。实践证明，服务先行是撬动新就业群体向党组织靠拢的最有效杠杆。
（三）以机制联动为保障，构建“条块协同、社企共治”格局。新业态党建涉及市场监管、交通运输、人社、工会等多个条线，以及平台企业、街道社区等多类主体。部分城市成立了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联盟，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由党委组织部门牵头，行业主管部门和平台企业党组织共同参与，形成了“行业管理+属地兜底+企业配合”的协同治理架构。例如成都市推动“蓉城先锋·驿路同行”品牌，将快递员、外卖员纳入社区网格治理体系，担任“移动探头”和“兼职网格员”，实现了党建与基层治理的双向赋能。
三、党建融合中的深层困境：组织吸纳有限、长效激励不足与数智化滞后
尽管各地亮点频现，但通过工作观察也发现当前党建融合仍存在三类关键短板。
首先，组织吸纳的“天花板”效应明显。目前多数城市的新业态党员报到率不足15%，大量“口袋党员”未能被有效识别。原因在于平台企业考虑到用工成本，对党员身份采集缺乏积极性；部分劳动者出于隐私顾虑或对组织生活感到陌生，主动亮明身份的意愿较弱。党组织“建在站点”虽能覆盖一定人群，但面对高频流动的从业者，组织关系的稳定性难以保证。
其次，激励的长效性与精准性不足。当前服务供给多以普惠型“送温暖”为主，未能针对不同群体（如专职骑手与兼职骑手、网约车司机与货车司机）的差异化需求进行精细设计。部分“积分兑换”项目对年轻从业者的吸引力有限，且与平台自身推出的激励体系（如好评奖励、等级权益）缺乏衔接，导致党建激励容易被边缘化。
再次，党建工作的数智化支撑严重滞后。新就业群体日常工作高度依赖数字平台，但党建系统普遍与业务系统割裂。党员学习教育、组织关系转接、活动签到等功能仍依赖微信接龙等手工方式，体验较差。不少平台企业自建的技术接口未向党组织开放，导致流动党员的大数据筛查、精准画像难以落地。
四、优化路径：从“融得进”到“融得好”的策略升级
针对上述问题，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融合需从以下四个维度进行系统升级。
（一）构建“平台+属地”双重牵引的党员发现与关系流转机制。建议推动平台企业在注册环节增加“政治面貌”自愿填报项，并通过数据脱敏后共享给属地党组织；同时依托“小哥驿站”和社区党群中心设立“流动党员报到专窗”，简化组织关系转接流程，探索“一方隶属、双重管理”模式。
（二）打造“需求导向+分层分类”的服务生态。党组织应联合工会、平台企业定期开展新就业群体需求调研，区分基本保障型需求（如社保、意外险）、发展型需求（如技能认定、学历提升）、社交型需求（如交友、文娱），设计差异化服务包。可借鉴“党建+积分银行”模式，将志愿活动、社区治理参与等纳入与平台信用体系、派单权重的联动激励。
（三）加快构建“党建+数智”融合工作平台。开发面向新就业群体的党建小程序或嵌入现有平台App的党建模块，实现组织生活“云直播”、党课“碎片化”、积分“一键查”。利用大数据技术绘制“流动党员热力图”，精准研判党员分布、活动参与率和需求热点，为资源配置提供决策依据。
（四）强化“党建引领+行业自治”的协同效应。推动制定新业态行业自治公约，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与行业规范相结合。鼓励党员骑手、党员司机亮身份、作表率，参与交通文明、食品安全监督等志愿工作，形成“党建+基层治理”的良性循环。同时，将党建融入平台企业的社会责任考核，督促企业为党组织的组建与运行提供必要经费与场地支持。
结语
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融合，本质上是党的组织逻辑与平台经济下个体化劳动逻辑的深度适配过程。从工作观察来看，无论是“嵌入站点”的空间策略，还是“服务先行”的感染策略，抑或“数智赋能”的增效策略，其核心都在于破除传统党建的刚性框架，建立与群体特征相匹配的柔性动员体系。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无人配送等技术的导入，新就业形态还将持续演变，党建工作唯有保持高度的场景敏感性、技术适应性和制度弹性，才能真正实现从“组织覆盖”到“功能承载”、从“被动参加”到“主动融入”的质变，从而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促进新业态健康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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