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在城镇化加速、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多元化的背景下，传统以行政力量为主的基层治理模式，日益面临资源有限、响应滞后、群众参与度不足等挑战。如何激活社会力量参与治理，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格局，成为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命题。工会作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拥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广泛的群众基础以及服务职工的核心职能，其在基层治理中的角色不应局限于传统的“福利发放者”或“活动组织者”，而应被视为一支能够深度参与、协同强化基层治理的关键力量。本文旨在从工会工作视域出发，探讨工会如何通过组织嵌入、服务下沉、矛盾化解与民主管理，有效强化与基层治理体系的协同效应，为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一、工会参与基层治理的理论逻辑与时代必然性

工会与基层治理的协同，并非简单的职能叠加，而是基于深刻的制度逻辑与现实需求。首先，从制度设计看，中国工会法明确赋予工会参与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职能。在基层社区、产业园区及非公企业等场域，工会是职工参与基层社会事务、表达诉求、维护权益的主要组织化渠道。其次，从功能互补看，基层行政组织（如街道办事处、居委会）侧重于公共管理与行政服务，而工会则专注于劳动关系协调、职工权益保障与职业发展支持。两者在服务对象上高度重叠，在功能上形成天然互补。工会能够触及行政力量难以深入的小微企业、灵活就业群体以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填补治理末梢的“盲点”。再次，从时代背景看，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深化和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政府购买服务、社会组织培育成为趋势。工会作为枢纽型社会组织，具备承接政府转移的公共服务职能、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天然优势。因此，推动工会工作向基层治理领域延伸，既是工会自身改革转型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回应职工群众美好生活期待的时代必然。

二、工会协同基层治理的实践模式与多维成效

近年来，各地工会在实践中探索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协同模式。一是“工会+社区”的网格化融合模式。通过将工会干部编入社区网格员队伍，或者设立“职工服务微驿站”嵌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实现了工会服务与社区管理的阵地共享与信息互通。例如上海、苏州等地推行的“片区化工会”，让工会服务直接下沉到楼宇和街区，有效提升了服务的可及性。二是“工会+社会组织”的专业化服务模式。工会通过购买服务、项目合作等方式，引入专业社工机构、法律咨询团队、心理健康服务力量，在基层开展精准化服务，如劳动争议调解、困难职工帮扶、子女托管等，既缓解了基层工作力量不足的压力，也提升了服务的专业水准。三是“工会+民主协商”的矛盾预防化解模式。在工业园区、商圈市场等治理难点区域，工会牵头建立区域性职代会、三方协商机制，将劳资矛盾、邻里纠纷、环境争议纳入制度化协商轨道。这种“事前预防+事中调解”的模式，有效降低了基层社会治理的行政成本和信访压力。实践表明，工会深度参与的基层治理单元，往往呈现出劳动关系更和谐、职工满意度更高、社区凝聚力更强的特点，形成了治理效能与职工福祉双提升的良性循环。

三、当前工会与基层治理协同中存在的结构性张力

尽管探索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客观审视，工会工作与基层治理的协同仍面临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挑战。其一，组织覆盖与实际需求的错位。基层治理最需要工会发挥作用的群体，恰恰是组织化程度最低的灵活就业者、快递员、网约工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传统以单位制为基础的建会模式，难以有效覆盖这一庞大群体，导致工会协同治理在“最需要的地方”往往力量薄弱。其二，角色定位的模糊与泛化。部分基层工会存在“行政化”倾向，被基层政府视作“下属部门”而非“合作伙伴”，承接了大量与工会核心职能关联不紧密的行政事务，导致工会自身的主责主业——维护职工权益、协调劳动关系——反而被稀释，陷入“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家的田”的窘境。其三，资源整合与能力支撑的不足。基层工会特别是非公企业工会，普遍存在人员兼职化、经费紧张、专业能力欠缺等问题。在协同治理中，缺乏足够的人力、财力和专业储备去主导或深度参与复杂的基层治理项目，更多时候只能扮演“配合者”或“参与者”角色，难以成为真正的“协同推动者”。上述张力若不加以系统破解，工会协同基层治理的效能将始终徘徊在较低水平。

四、强化工会工作与基层治理协同的路径优化

面向未来，强化工会工作与基层治理的协同，需要在组织机制、职能定位、能力建设和资源保障等维度进行系统性优化。

第一，推进组织形态创新，实现治理空间的精准嵌入。应打破传统单位建会的路径依赖，探索“行业建会+区域建会+联合建会”的复合模式，重点突破新就业形态群体的组织覆盖。在产业园区、商圈楼宇、快递外卖站点等治理单元建立灵活多样的工会组织形态，让工会的触角与基层治理的网格实现空间上的重叠与功能上的耦合。同时，推动工会干部与社区工作者、网格员的交叉任职或信息共享，形成治理力量的底层融合。

第二，明确工会协同治理的功能边界，强化主责主业。工会参与基层治理，核心优势在于其维护职工权益的专业性。要防止工会陷入“万金油”式的泛化角色，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应聚焦于劳动关系协调、劳动纠纷调解、职工民主参与、困难职工帮扶等核心领域开展工作。在与行政力量的协同中，工会应坚守“代表者”和“协商者”的定位，而非行政指令的简单执行者。只有夯实自身主业，工会才能在协同中保有话语权和不可替代性。

第三，构建数字化赋能平台，提升协同治理效能。借助智慧工会建设，打通工会信息系统与基层治理平台（如城市大脑、网格化管理平台）的数据壁垒。通过数据共享，实现职工需求动态感知、劳动风险智能预警、服务资源精准推送。例如，利用数字化工具开展线上集体协商、在线法律咨询、职工满意度测评等，降低协同治理的时空成本，提升响应速度与服务精度。

第四，完善资源保障与激励机制，激发基层工会活力。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将工会参与基层治理所需经费纳入财政支持或公共服务购买范畴，解决基层工会“无钱办事”的难题。同时，建立科学的成效评估体系，对在基层治理中表现突出的工会组织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并在干部选拔、评先评优中予以体现。此外，要加强对基层工会干部的培训，提升其法律、心理学、社会工作等复合型能力，使之成为具备专业素养的“治理能手”。

结语

工会工作与基层治理的协同强化，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议题。它不是简单的职能叠加，而是一种基于优势互补、资源共融、目标同向的深度结构化融合。通过组织创新实现精准嵌入、通过聚焦主业凸显独特价值、通过数字赋能提升治理效能、通过制度保障激发内生动力，工会完全可以从传统的“维权阵地”转型为基层治理的“协同枢纽”。这一转型不仅将极大地提升工会组织的社会影响力与生命力，更将为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治理共同体注入不可或缺的“工”字力量。面向新征程，推动工会工作与基层治理从“物理结合”走向“化学融合”，我们任重道远，但前景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