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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群众工作的功能重塑与效能提升路径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群众工作的功能重塑与效能提升路径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对基层群众工作提出了新的时代命题。群众工作作为党联系农民、服务农村、推动农业发展的基础性、枢纽性机制,在乡村治理场域中承载着利益协调、组织动员、价值引领等多重功能。然而,随着农村社会结构深刻转型、利益格局加速调整以及数字技术广泛渗透,传统群众工作模式面临治理主体多元化、群众诉求差异化、工作方式滞后化等结构性挑战。本文聚焦乡村振兴背景下群众工作的功能定位与实践障碍,从机制创新、技术赋能、制度保障三个维度探讨效能提升的可行路径,力求为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参照。

一、引言:乡村振兴时代群众工作的新方位

乡村振兴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其核心要义在于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而这一切的落实基点都在广袤乡村与亿万农民群众之中。群众工作作为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在乡村振兴进程中非但不可弱化,反而需赋予其更丰富的时代内涵与更高效的实践形态。当前,农村正经历从传统熟人社会向现代治理共同体的深刻转型,农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日益增强,农村利益关系日趋复杂,这对群众工作的功能发挥与效能水准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如何在新的历史方位下重新审视群众工作的价值逻辑,如何通过系统性创新突破既有瓶颈,成为推动乡村善治必须回应的核心议题。

二、乡村振兴背景下群众工作的核心功能

(一)利益协调功能:化解多元矛盾,筑牢公平底线

乡村振兴涉及资源配置、土地流转、产业开发、公共服务等多重利益分配环节,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摩擦在所难免。群众工作首先承担着“缓冲阀”与“调节器”的角色。通过深入细致的走访、沟通与协商,基层干部能够及时掌握各类利益诉求的焦点与症结,在政策框架内寻求最大公约数。相较于刚性行政手段,群众工作所蕴含的柔性协商、情理交融、利益补偿等机制,往往能更有效地消解对立情绪,防止矛盾积累与激化,为乡村发展营造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实践中,许多地区推行的“村民议事厅”“板凳会”“夜谈会”等载体,正是群众工作利益协调功能的生动体现。

(二)组织动员功能:激活主体意识,汇聚发展合力

乡村振兴不能仅靠外部资源输入,更需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群众工作的组织动员功能,体现在将分散的农民个体整合为具有共同目标感的集体行动力量。从脱贫攻坚到人居环境整治,从产业合作社组建到乡风文明建设,每一项乡村公共事务的推进都离不开有效的群众动员。优秀的群众工作者善于运用榜样示范、政策引导、利益联结、荣誉激励等复合手段,把“要群众干”转化为“群众要干”,使农民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参与者、受益者与评判者。这种自下而上的动力生成机制,是任何外部行政力量都无法替代的。

(三)价值引领功能:涵育文明乡风,铸牢文化认同

乡村治理的深层目标在于实现人的现代化。群众工作在传递政策信息之余,更承载着价值塑造与文化濡化的使命。通过常态化宣传教育、典型选树、村规民约修订、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等途径,群众工作能够潜移默化地引导农民树立法治观念、契约精神、生态意识与集体观念,抵制陈规陋习,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在乡村文化认同面临多元冲击的当下,扎实的群众工作有助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平衡点,使农民在精神层面获得归属感与向心力,为乡村社会的长期稳定奠定文化基础。

三、当前群众工作面临的结构性挑战

尽管群众工作在乡村振兴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地位,但现实运行中却存在较为突出的“功能悬置”与“效能衰减”问题。第一,治理主体日趋多元——村两委、驻村工作队、社会组织、农业企业、新乡贤等力量并存,群众工作的协调难度显著上升,传统依赖行政指令的单一工作路径难以适应多主体共治格局。第二,群众诉求高度分化——不同年龄、职业、收入水平的村民,其关注点与需求层次差异悬殊,年轻一代更看重发展机会与公共服务质量,老年群体则聚焦养老保障与情感关怀,“一刀切”式的工作方式往往顾此失彼。第三,工作方式数字化转型滞后——虽然微信、村务APP等工具已广泛使用,但许多地方仍停留在“建群发通知”的浅层应用阶段,缺乏数据分析、精准推送、线上互动的深度整合,技术赋能未能真正转化为治理效能。此外,部分基层干部存在“重事务轻群众”“重形式轻实效”的倾向,走访入户流于台账填报,群众工作陷入“内卷化”困境。

四、提升群众工作效能的实践路径

(一)构建精细化治理体系:以网格化夯实群众工作根基

提升群众工作效能,首先需要织密组织网络,实现治理触角向末端延伸。以“党建+网格”为抓手,将行政村划分为若干微网格,由党员骨干、村民代表、志愿者担任网格员,建立“发现—上报—处置—反馈”的闭环机制。网格员定期入户走访,动态更新民情档案,对困难群体、重点人员、特殊需求做到“底数清、情况明”。这样的精细化架构,使群众工作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发现”,从“面上覆盖”走向“精准滴灌”,大幅提升服务的及时性与匹配度。实践中,浙江“千万工程”所积累的网格化治理经验,已为全国提供了可复制的范例。

(二)打造融合式服务平台:以数字化驱动供需精准匹配

数字乡村建设为群众工作效能跃升提供了技术契机。应加快开发集村务公开、办事预约、民意征集、积分管理、线上议事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打破信息孤岛,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同时,要注重“数字鸿沟”的弥合,针对老年群体保留线下服务窗口与代办机制,做到“线上快捷、线下温情”。更为关键的是,运用大数据分析村民的行为偏好与潜在需求,推送个性化的政策信息与服务资源,使群众工作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浙江省“浙里办”乡村版、广东“粤省事”农村服务专区的实践表明,技术赋能只有与人文关怀相结合,才能产生真正的治理效能。

(三)完善“制度+情感”双轮驱动:以长效机制保障工作可持续

群众工作的效能提升,最终要靠制度来巩固。一方面,要健全基层干部联系群众制度,明确走访频次、记录规范、问题销号等硬性要求,将群众满意度纳入绩效考核权重,倒逼工作作风转变;另一方面,要建立群众诉求的闭环处理机制,对收集到的意见实行“清单管理、限时办结、回访评价”,杜绝“只收集不解决”的形式主义。然而,制度并非万能,群众工作的本质是“人”的工作,离不开情感投入。基层干部应带着责任与感情深入田间地头,在拉家常、解难题中建立信任纽带,用真诚换取真心。只有“制度约束”与“情感联结”双轮驱动,群众工作才能既规范有序又充满温度,实现从“任务驱动”到“价值认同”的升华。

五、结语

乡村振兴的深度、广度与难度,决定了群众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群众工作的功能非但未被稀释,反而在利益协调、组织动员、价值引领等维度展现出更为突出的战略价值。面对治理环境之变、工作对象之变、技术条件之变,唯有以系统性思维推进理念更新、机制重构与方法创新,将精细化、数字化、制度化、情感化有机融合,才能真正破解群众工作“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的困局。展望未来,群众工作应当从“辅助性手段”上升为“战略性治理资源”,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基础支撑作用。当亿万农民的内生动力被充分激活,当干群之间的信任纽带愈发牢固,乡村振兴的美好愿景必将拥有最坚实的主体力量与最深厚的民心根基。

(全文约 21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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