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社区党建作为新时代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其功能定位正在从“组织覆盖”向“价值引领”纵深推进。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育人导向”的凸显并非偶然，而是回应了基层治理从“管理型”向“服务型”再向“发展型”跃迁的内在需求。育人，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而是通过思想淬炼、能力锻造和价值塑造，使社区党员、干部乃至普通居民成为治理共同体中自觉的行动者。当前，不少社区在党建实践中已自发形成若干育人经验，但系统性的理论提炼与机制反思仍显不足。本文基于对多个社区党建案例的观察，尝试剖析育人导向在社区党建中的实现路径、现实张力及其优化方向，以期为提升基层党建引领力提供参考。
一、育人导向的实践内涵：从组织动员到主体生成
理解育人导向在社区党建中的定位，首先需要厘清其与“管理”和“服务”的差异。传统社区党建往往侧重组织覆盖和任务落实，强调党员的“在场”与“执行”，而育人导向则将重心转向人的发展——即通过党建活动使参与者获得思想成长、能力提升以及责任意识的觉醒。这一转向意味着，党建不再仅仅是“做事情”，更是“育新人”。在实践中，这种内涵表现为三个层面：其一，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塑造党员的公共精神与社会责任感；其二，以实践参与为路径，提升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协商能力与行动能力；其三，以榜样塑造为手段，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形成“以人育人”的良性循环。
以上海市某街道社区为例，该社区党委将“党员故事会”“初心工作坊”作为固定党建项目，让社区老党员讲述亲身经历，年轻党员和居民在倾听与互动中完成代际间的价值传导。这种活动形式看似简单，实则触及了育人的本质——不是灌输，而是唤醒；不是命令，而是认同。参与者在情感共鸣中完成了从“被动听众”到“主动学习者”的角色转换，这正是育人导向区别于传统宣教的核心所在。
二、育人导向的功能释放：社区治理中的“人本效应”
育人导向在社区党建中发挥的作用，并非抽象的价值宣示，而是通过具体治理场景中的行为改变来显现。从大量基层观察来看，其功能至少体现在三个维度。
第一，提升治理参与的内生动力。当社区居民通过党建活动真正理解了“公共性”的意义，参与就从制度约束下的“不得不做”转为价值认同下的“愿意去做”。广州市某社区通过“社区营造工作坊”培育居民骨干，参与者在学习社区规划知识、协商议事规则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对社区事务的主人翁意识。数据显示，该社区参与垃圾分类、楼道整治等公共事务的居民比例在一年内提升了近40%，其中多数活跃分子均参加过工作坊的培训与讨论。
第二，增强社区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育人导向强调能力培养，这意味着社区在面临突发事件或复杂矛盾时，拥有更多具备问题分析、沟通协调能力的骨干力量。成都市某社区在老旧小区电梯加装过程中，正是依靠前期通过“党员议事会”培养的一批懂政策、善沟通的居民代表，在不到三个月内完成了全体住户的意见统一工作，而在此前，类似的协调往往需要半年以上。
第三，涵养社区治理的长期信任资本。育人导向的深层目标是塑造具有公共德性的“好公民”，而信任正是这种德性的外在表现。当居民在党建活动中感受到被尊重、被赋能，其对社区组织的信任感会显著增强，这种信任资本在后续治理中能够极大降低沟通成本与协调阻力。
三、育人导向与社区党建的张力与调适
尽管育人导向在理论上具有显著价值，但在实践推进中仍面临若干结构性张力，需要认真面对与审慎调适。
其一，短期绩效与长期育人的目标冲突。社区工作常常面临上级考核指标的刚性约束，党建活动容易被量化为“办了多少场讲座”“发展了多少名党员”等可见数字，而育人效果的显现则需要较长时间的积淀。这种时间差导致部分社区倾向于选择“短平快”的活动形式，而对需要长期投入、持续跟进的育人项目避而远之。破解这一张力，需要在考核体系中引入过程性指标与效果评价机制，将参与者的成长变化纳入评估视野，而非仅仅关注活动的“在场人数”。
其二，标准化要求与个性化需求的矛盾。当前不少社区党建存在“自上而下”的路径依赖，活动内容与形式由上级统一部署，较少考虑不同社区人群的差异化需求。但育人恰恰强调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忽视个体差异的“一刀切”式活动难以真正触及人心。对此，社区党组织应在保持政治引领方向的前提下，赋予基层更多自主设计空间，鼓励“一社一策”的育人方案探索。
其三，专业能力不足制约育人深度。育人是一项需要专业素养的工作，涉及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但当前社区党务工作者多由行政干部兼任，缺乏系统的育人方法论训练。提升育人实效，需要引入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建立“党建+社工”的协同育人模式，同时加强对社区党务工作者的专题培训，帮助其掌握需求评估、过程引导、效果反馈等核心技能。
四、育人导向的深化路径：走向制度化与生态化
育人导向在社区党建中要从“点缀”走向“常态”，从“个案”走向“制度”，关键的突破口在于构建可持续的育人生态。
首先，构建分层分类的育人体系。社区人群构成多样，包括退休党员、在职党员、青年居民、外来务工人员等，不同群体的需求与成长起点差异显著。理想的育人体系应区分基础性教育与进阶性培育两个层次：基础性教育面向全体居民，侧重公民意识与公共伦理的培育；进阶性培育则聚焦党员骨干和社区领袖，侧重治理能力与领导力的提升。通过梯次设计，使育人过程既有覆盖面，又有纵深度。
其次，打造“学做合一”的育人平台。育人的最终检验场在实践，脱离真实治理任务的育人容易流于空谈。社区应主动设置“实战化”学习情境，例如将垃圾分类督导、邻里纠纷调解、公共空间维护等具体事务作为育人载体，让参与者在“做中学”，在“学中成”。南京市某社区推出的“微治理认领”机制即是一例：居民可以认领社区内的小型公共事务项目，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接受指导、获得反馈、积累经验，其成长轨迹清晰可循。
再次，建立多方协同的育人网络。社区党建的育人功能不应孤立运作，而应积极链接学校、企业、社会组织和研究机构等外部资源，形成合力。例如，与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合作开发社区党课课程，与企业共建志愿服务实践基地，与社会组织合作开展居民议事能力培训等。这种开放式育人网络不仅能够弥补社区自身资源的不足，还能为参与者提供更丰富的成长场景与发展空间。
结语
社区党建中的育人导向，本质上是对“人”的回归。它要求基层党建跳出“任务思维”和“指标思维”，转而关注每个参与者的真实成长与内在变化。从实践观察来看，那些真正将育人理念内化于日常工作的社区，往往表现出更强的组织凝聚力、更高的治理效能以及更可持续的发展动力。当然，育人导向的深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制度设计的耐心、专业方法的支撑以及基层工作者的持续投入。唯有将“育人”作为社区党建的一条隐性主线贯穿始终，方能真正实现“党建强、治理优、人人成长”的理想格局。这既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也是党建引领社会建设最深沉的根基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