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育人导向何以成为核心命题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重要标识，其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近年来，随着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的持续深化，思政工作体系日趋完善，各类平台载体不断涌现，课程思政、实践思政、网络思政等创新形态层出不穷。然而，在体系日益“繁盛”的表象之下，一个根本性问题始终萦绕：思政工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实现了“育人”的目标？当工作考核指标日益精细、活动开展频次不断攀升、典型经验层出不穷时，我们是否正在用“做过了”替代“做到了”，用“体系完整”替代“效果真实”？

育人导向的提出，正是对上述问题的深刻回应。它要求思政工作回归教育的本质——不是简单地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也不是追求表面上的“活动覆盖率”，而是要真正关注学生的思想成长、价值确立与人格完善。然而，审视当前高校思政工作的实际运行状态，不难发现，育人导向在理念层面虽已达成高度共识，但在实践层面却遭遇了多重结构性偏离。这种“理念先导而实践滞后”的张力，构成了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

二、育人导向的内涵谱系与现实定位

理解育人导向，首先需要厘清“育人”在教育场域中的独特规定性。与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传授或技能训练不同，思政工作中的“育人”指向的是人的精神世界的塑造，是价值观念的内化、政治认同的生成与道德人格的养成。它既包含“教”的维度——向学生传递主流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更包含“育”的维度——在具体情境中激活学生的主体性，引导其在理解、辨析与实践中形成自觉的价值选择。

从功能定位看，育人导向意味着思政工作必须从“管理工具”跃升为“教育实践”。长期以来，思政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被赋予了维护校园稳定、进行行为管控、应对突发事件等管理职能，这些职能固然必要，但如果成为工作的全部或重心，就会导致育人功能的边缘化。育人导向要求重新确立“人的发展”作为工作的逻辑起点与最终归宿，所有制度设计、活动安排、资源投入都应围绕“促进学生思想成长与精神成人”这一核心目标来展开。

从制度环境看，当前高校思政工作面临的一个突出矛盾是：外部要求日益系统化、指标化、刚性化，而内部育人节奏却需要柔性化、个性化、长效化。当各种“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要求层层加码，当各类“示范点”“精品项目”“优秀案例”的评比此起彼伏，思政工作者的精力不可避免地会被牵引到“迎检”“创优”“报材料”的方向上，真正用于研究学生思想状况、设计深度对话场景、开展精细化个性化引导的时间反而被挤压。这种“体系健全”与“育人稀释”并存的局面，构成了当前育人导向落实中的最大隐忧。

三、育人导向偏离的三重表现

第一重偏离：工具化倾向——从“为了学生”异化为“为了工作”。在具体实践中，部分高校将思政工作简化为“完成指标”的过程。例如，将“心理谈话次数”“主题班会频率”“实践报告数量”等可量化指标作为工作成效的主要甚至唯一标准。于是，谈心谈话变成了填写台账，主题班会变成了照片打卡，社会实践变成了盖章证明。这种“数据好看但学生无感”的现象，本质上是将作为目的的“育人”异化为作为手段的“工作”，手段反倒遮蔽了目的。

第二重偏离：窄化误区——将“思政育人”等同于“课堂讲授”或“活动堆砌”。一些高校把思政工作理解为主要依靠“大课”来传递理论知识，或依靠各种“花式活动”来营造氛围。诚然，课堂与活动都是育人载体，但如果将它们视为全部，则忽视了思政工作本质上是“润物无声”的日常渗透与“以文化人”的环境熏陶。学生思想成长更多是在师生日常交往、校园文化氛围、同辈群体互动中发生的。“窄化”导致思政工作变成一个“部门的事情”或“特定时段的事情”，未能真正融入人才培养全流程、覆盖学生在校全时段。

第三重偏离：泛化风险——什么都往“思政”里装，导致边界模糊、重点失焦。随着“课程思政”“专业思政”等理念的推广，所有课程、所有岗位都被赋予了育人职责，这本身是对育人格局的拓展。但实践中也出现了“标签化”倾向：一些专业课程生硬植入思政元素，反而破坏了教学的自然节奏；一些非思政岗位为了体现“育人担当”，过度介入意识形态教育，反而造成了角色错位与效果打折。泛化的结果是“无所不思政”变成了“什么都做不深”，育人导向的核心关切反而被稀释了。

四、成因的深层剖析：制度惯性、认知偏差与资源依附

育人导向偏离的形成，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多重结构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制度惯性是重要根源。长久以来，高校管理体系中形成了以“量化考核”“结果导向”“评优驱动”为特征的工作逻辑，这种逻辑在知识传授领域尚可适用，但在价值教育领域却存在根本性缺陷——因为思想成长的效果很难即时测量，更不适合用“完成率”“覆盖率”来表征。制度惯性使得育人工作不得不迁就“可考核”的形式，从而牺牲了“不可量化”但更具本质意义的育人深度。

其次，认知偏差加剧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部分高校管理者和一线工作者对“育人”的理解停留在经验层面，缺乏对当代大学生思想特点、认知规律、心理需求的深入研究。“00后”大学生成长于数字化、个体化、信息过载的时代，其思维方式和价值建构逻辑与此前世代显著不同。如果仍然沿用“灌输式”“填鸭式”的方法，或者简单套用过去“典型经验”的模式，便难以真正触及学生内心，育人效果自然大打折扣。认知偏差导致方法落后，方法落后又反过来强化了对工具化路径的依赖，形成恶性循环。

再次，资源依附关系不可忽视。思政工作的资源配置往往与“项目申报”“评优评奖”“典型宣传”紧密挂钩，这固然有助于激发活力，但也形成了一种“向上看”的资源依附逻辑。为了争取资源，高校不得不按照上级偏好来设计工作内容、包装工作成果，这就容易产生“做给谁看”而非“为了谁做”的工作导向。当资源获取逻辑凌驾于育人逻辑之上，育人导向的弱化便具有了结构性必然。

五、回归育人本位的路径选择

破解育人导向偏离的困境，根本路径在于从“管理思维”转向“教育逻辑”，真正以学生的发展为中心重构思政工作体系。具体而言，至少需要在以下方面实现突破：

其一，改革评价方式，建立以“学生获得感”为核心的育人效果评估机制。减少对活动数量、材料厚度、汇报频次的关注，将评价重心转向“学生在思想认知、价值认同、行为选择等方面是否发生了真实变化”。探索基于深度访谈、叙事分析、个案追踪等质性方法的效果评估体系，用“人的改变”而非“事的完成”来衡量工作成效。

其二，深化精准育人，推动思政工作从“大水漫灌”走向“精准滴灌”。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描绘学生的思想画像，识别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设计分众化、个性化的思政供给。对于学业困难学生、心理脆弱学生、价值观困惑学生等特殊群体，要建立“一人一策”的精准帮扶机制，让育人在细微处见真章。

其三，回归生活世界，让思政工作真正嵌入学生的日常场域。减少“宏大叙事”的过度堆砌，增加“微观关怀”的细致投入。依托宿舍、社团、网络空间等学生高频活动场域，以生活化、情境化、体验化的方式开展价值引导。只有将“大道理”转化为“小故事”、将“官方语言”转化为“青年话语”，思政工作才能真正“入耳入脑入心”。

其四，强化队伍建设，提升思政工作者的专业性与内生动力。不仅要配备充足的辅导员、思政课教师，更要关注他们自身的专业发展与职业获得感。建立专项培训与学术支持机制，鼓励一线工作者开展行动研究，在实践中反思、在反思中提升，使“育人”成为一项具有专业厚度与职业尊严的事业，而非简单的“事务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