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随着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22年底，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超过2亿人，新就业形态已成为吸纳就业的“蓄水池”。这群工作在“云”上、奔波在路上的劳动者，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活跃细胞。然而，这一群体的组织形态、劳动模式和思想动态，与传统产业工人相比发生了深刻变化。如何将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延伸到这一充满活力的“毛细血管”中，有效管理并充分发挥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员的功能作用，已成为新时代基层党建亟需破解的关键命题。

一、新业态党员管理的核心难点：从“单位人”到“平台人”的治理挑战

新业态领域的党员管理之所以成为棘手难题，根源在于其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单位制”管理逻辑。传统党建工作以固定的劳动关系、稳定的工作地点和明确的组织层级为基石；而新业态党员则表现出高度的流动、分散与不确定性。

首先，组织覆盖存在“盲区”。新业态企业多采用灵活用工机制，许多平台企业与劳动者之间并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关系，而是通过算法进行任务匹配与管理。这导致党组织关系难以“挂靠”，流动党员往往处于“隐形”或“口袋”状态。据统计，相当数量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的党组织关系仍保留在原籍村社，或高校毕业后未及时转移，形成“组织找不到党员，党员找不到组织”的局面。

其次，教育管理存在“真空”。新就业群体工作节奏快、时间碎片化，且以“日结”“按单计算”为主要薪酬模式，一旦长时间离开岗位就会带来直接的收入损失。传统的“集中开会、统一读本”式组织生活，与他们高频次的抢单、派送工作节律严重冲突。此外，党员信息变动极快，平台用工的准入门槛较低，人员来去如风，党籍管理、党费收缴、思想动态跟踪等工作难以形成闭合链条。

最后，激励效能存在“洼地”。在激烈的生存竞争面前，组织身份的存在感与获得感容易弱化。部分流动党员认为，过组织生活会不仅占用接单时间，还难以在生存层面给予直接回馈。这种党性与利益的错位，使得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驱动力不足，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面临严峻考验。

二、功能发挥的困境：身份认同与价值引导的断层

管理的难点必然延伸为功能发挥的堵点。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核心在于通过身份展示引导群体行为，但在新业态情境下，这一逻辑受到以下三重因素的制约。

一是职业身份削弱了党员身份的展现空间。在算法的精确控制下，骑手、司机主要被视为平台的“履约人”而非社会的“责任人”。他们穿行在城市街巷，却往往成为“熟悉的陌生人”；他们的职业形象与党员身份缺乏显性关联，导致党员在岗位上很难寻找到发挥“先锋岗”“责任区”功能的切入口。缺乏场景激励，党员的归属感和使命感就容易流于形式。

二是群体内部的原子化趋势增加了组织难度。与传统工厂车间的集体协作不同，新就业群体主要依靠个人独立接单，彼此之间缺乏面对面的深度联结。在高度原子化的劳动模式下，党小组难以在集体行动层面上产生号召力。没有集体决策、没有公共讨论，党员的先进性展示只能退化为个人“默默无闻”的勤奋，难以形成影响和带动周围群众的组织力量。

三是平台治理逻辑对政治引领的客观挤压。算法的考核侧重于时效、评分和顾客满意度，这些指标对党支部的活动很少留有余地。当党员志愿活动、政治学习与平台派单逻辑发生冲突时，多数党员会本能地选择服从生存逻辑。这种结构性张力，使党组织试图嵌入平台治理体系的尝试面临行为成本的现实阻力。

三、破局之道：以平台思维赋能红色引擎

面对上述困境，新业态党员管理必须跳出传统路径依赖，将数字技术、平台逻辑与人文关怀有机结合，实现从“被动管理”向“主动服务”的范式转换。

第一，构建“云端堡垒”，实现组织覆盖的柔性化。打破物理空间的限制，推广“云支部”模式。依托微信、钉钉等即时通信工具，建立流动党员微信群、“指尖课堂”，随时推送学习内容与政策动态。同时，探索在平台App内嵌“党建圈”或红色专栏功能，让流动党员在登录账号时便能一键转入组织关系、缴纳党费，实现“一键归队”。此外，建立与平台企业工单系统联动的党员信息数据库，定期与平台结算数据进行匹配，用大数据精准筛查流入的党员。柔性覆盖的关键在于“不强制聚集、不占用硬性时间”，确保党员在不脱离职业场景的前提下，完成基本组织生活。

第二，重塑激励体系，构建“奉献有积分”的价值闭环。针对新就业群体对即时回报高度敏感的特性，创新激励手段。例如，在部分城市试点的“先锋骑手”认证制度，将党员身份与信用评级、派单优先权、免罚额度挂钩。党员志愿者参与社区治理、进行安全救护等行为，可以通过积分形式兑换平台内的权益。这种“政治引领-行为表现-经济回馈”的微循环，可以极大地消解党员履行义务与追求生存之间的张力，让党性的发挥变得可量化、可感知、可收益。

第三，嵌入社会网络，将“服务对象”转化为“治理力量”。新就业群体具有“走遍千家万户、熟悉街头巷尾”的独特职业优势。基层党组织应主动创设载体，将他们纳入城市基层治理的“神经元”。例如，组建“骑手志愿服务队”，赋予其“移动探头”的角色，将随手拍送的安全隐患、公共设施破损等信息上传至政府网格平台。在此过程中，党组织通过提供驿站休息、充电饮水、法律援助、子女关爱等暖心服务，增强群体的黏性。当组织成为链接社会资源与个体需求的枢纽时，党员的带头示范作用便水到渠成。通过双向服务，完成从“组织找党员”到“党员找组织”的身份转换。

第四，推动企业党建的制度化嵌入。党组织应引导平台企业将党建工作写入公司章程，并建立平台企业、行业党委、属地街道的三方联动机制。利用算法与党建工作进行柔性结合，例如通过算法在非高峰期推送不到10分钟的微党课，或在日常派单中设置“党员红包接单”的标识，赋予党员身份以可见的荣誉感。同时，联合工会、团委等群团组织，搭建多渠道的意见反馈机制，让党员的声音在劳动权益保障、算法伦理优化等议题上被听见、被采纳。

结语

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的党员管理，其实质是在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里，重新探索“人”的组织化逻辑。挑战在于如何在不破坏灵活业态内在活力的前提下，实现党组织的有效嵌入；机遇在于，这一群体本身蕴含着巨大的社会动员潜力和信息优势。从“管理难点”到“治理亮点”，关键是要完成从单一的“管控思维”向“服务+赋能思维”的跨越。通过技术赋能、场景创设与价值回流，让每一位新业态党员不仅能“找得到组织”，更能在为城市运转贡献力量的过程中，感受到组织的力量与温度。只有这样，党的政治优势才能真正转化为新业态高质量发展的内驱力，在数字中国的浪潮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