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群众组织力的时代命题与治理意涵

城市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其治理效能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推进。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加速和社会结构深刻变迁，城市社区日益呈现出人口流动性增强、利益诉求多元化、公共服务需求升级等显著特征。在这一复杂背景下，群众组织力——即基层党组织和社区治理主体动员、凝聚、整合社区居民有序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已然成为衡量社区治理水平的核心标尺。提升群众组织力，不仅是夯实党在城市的执政根基的必然要求，更是破解社区治理碎片化、参与冷漠化、资源分散化等现实困境的关键抓手。然而，传统行政主导的治理模式在回应居民差异化诉求、激发内生参与动力方面日益显露疲态，亟须从理念、制度、技术等多维度探索系统性的改进方向。本文旨在深入剖析当前城市社区群众组织力提升的阻滞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具有可操作性的优化路径，以期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启示。

二、现实审视：当前群众组织力提升的多重瓶颈

客观审视当下城市社区治理实践，群众组织力的提升面临一系列结构性张力与操作性困境。首先，组织动员方式与居民生活节奏之间存在错位。传统以行政指令、会议通知、横幅宣传为主的动员手段，在数字化生存与个体化趋势并行的当代社区中，往往难以有效触达年轻群体和职业群体，导致参与主体呈现显著的年龄极化与身份固化。其次，社区公共空间与居民利益关切之间存在疏离。部分社区治理议题的设置脱离居民日常生活的“痛点”与“痒点”，宏大叙事有余而微观关怀不足，使得居民难以在参与过程中形成清晰的利益关联与情感共鸣，进而陷入“政府热、居民冷”的参与悖论。再次，治理资源配置与组织效能之间尚未形成良性循环。社区层面普遍面临人员力量薄弱、专业能力不足、资金渠道单一的困境，群众组织的培育往往流于形式化、运动化，缺乏可持续性的资源保障与制度支撑。最后，数字技术应用与人文关怀之间存在失衡倾向。虽然智慧社区建设在信息传达、事务办理方面提升了效率，但技术赋权的不均衡也加剧了数字鸿沟，且过度依赖线上平台可能削弱邻里间面对面交往所承载的信任建构与社会资本积累功能。

三、方向一：推动组织架构优化，构建多层嵌套的参与网络

提升群众组织力的首要着力点在于重塑社区组织体系的弹性与渗透性。应当摒弃单一化的“网格覆盖”思维，转而探索“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多层嵌套”的组织架构。一方面，要强化社区党组织对各类群众性组织的政治引领与资源整合功能，通过支部建在网格、党小组建在楼栋等做法，将组织触角延伸至居民日常生活的微观场景。另一方面，要积极孵化并赋能业委会、楼门长、兴趣社团、志愿服务队等多样化的居民自治载体，使其成为联结个体与社区的重要纽带。在实践中，应注重搭建“社区—小区—楼栋—单元”四级联动架构，通过议事会、恳谈会、业主微信群等制度化渠道，实现信息自下而上的畅通传递与诉求的精准回应。这种分层嵌套的参与网络，既能够降低居民参与的成本，又能够通过熟人社会的信任机制提升组织动员的实际效能。

四、方向二：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提升精准动员与智慧治理能力

数字技术为突破传统组织动员的时空限制提供了全新可能，但其应用必须超越简单的工具理性，走向人本化的智慧治理。首先，应当构建统一的社区治理数字平台，集成居民信息管理、需求采集、事务协商、活动发布、服务评价等功能模块，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通过大数据分析居民的行为偏好与服务需求，社区可以开展“画像式”的精准动员，针对不同群体推送差异化的参与议题与活动形式，从而提高组织的适配性与吸引力。其次，要警惕技术应用中的数字排斥问题，保留线下面对面的沟通渠道与服务窗口，确保老年人、低收入群体等“数字弱势者”不被排斥在社区公共生活之外。更为重要的是，线上互动平台应当以促进线下真实交往为导向，通过组织“云议事+线下办”“线上报名+线下活动”等融合模式，实现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的有机联动，避免技术对社区社会资本的侵蚀。

五、方向三：完善参与激励机制，激发群众持续参与的内生动力

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动力不足，根源在于“成本—收益”认知框架下的理性权衡。因此，提升群众组织力必须建立一套可持续、可预期的激励机制，使居民的参与行为能够获得清晰的价值回馈。一方面，要探索“物质激励+精神褒奖+权益赋权”的复合型激励体系。例如，推广志愿服务积分兑换制度，让居民的贡献可以兑换为社区服务或实物奖励；同时，定期评选“社区治理达人”“最美楼栋长”等荣誉，并赋予其参与社区决策的优先发言权或建议权，增强其社会声誉与公共责任感。另一方面，要将参与结果与居民切身利益紧密挂钩，推动社区治理议题从“上级交办”向“居民点单”转变，让居民在解决停车管理、垃圾分类、电梯加装等“关键小事”中切实感受到参与带来的正向改变，从而在利益实现过程中形成对组织的高度认同与持续追随。只有让群众在参与中既有获得感又有成就感，组织力的提升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六、方向四：培育社区公共精神，厚植群众组织的文化土壤

制度设计与技术手段终究需要内在的文化价值观作为支撑。社区公共精神的培育，是群众组织力得以根深叶茂的长远之策。应着力构建以信任、互惠、包容为核心的社区伦理，通过举办邻里节、社区文化展、家风故事会等公共活动，创造居民之间情感交流与集体记忆的生成场景，逐步消解现代都市中“门对门不相识”的冷漠与隔阂。同时，要注重发挥社区能人、老党员、优秀志愿者等“关键少数”的示范引领作用，以其人格感召力与行动影响力带动更多居民走出家门、融入社区。此外，在学校教育、媒体宣传与社会倡导中，应有意识地强化“社区共同体”意识的传播，将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塑造为一种现代公民应有的素养与美德。当“大家的事情大家办”从一句口号内化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社区生活习惯时，群众组织力便不再需要费力“提升”，而是成为一种自我生长的社会常态。

七、结语：在共建共治共享中实现组织力的持续跃升

城市社区治理中群众组织力的提升，是一项涉及理念更新、制度重构、技术嵌入与文化再造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亦不能单兵突进。唯有坚持党建引领与群众主体地位的有机统一，将自上而下的资源输入与自下而上的内生需求精准对接，才能有效破解“组织真空”与“参与冷漠”并存的结构性困境。面向未来，城市社区治理应当更加注重组织方式的柔性化、动员手段的精准化、参与渠道的便捷化以及激励机制的常态化，推动社区从单纯的“居住空间”向有温度、有认同、有活力的“生活共同体”演进。在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中，不断提升群众组织力，既是应对社会转型复杂挑战的现实选择，也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