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而群众参与则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在新时代的治理实践中，党建引领被赋予了统筹全局、协调各方的关键角色。然而，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是：尽管制度设计为公众参与预留了广阔空间，但群众参与的广度、深度与效度，与“共建共治共享”的理想图景之间，仍存在显著落差。从形式上的“在场”到实质上的“治权”，从被动响应到主动协商，当前基层治理中的群众参与正呈现出复杂的结构性特征与深层次的运行困境。对“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中群众参与”这一命题进行现状审视与问题表征的剖析，不仅是对实践经验的学理反思，更是探索基层善治路径的必然要求。

二、参与广度有余，深度不足：结构性失衡的现状表征

从宏观层面看，当前群众参与已具备相当的覆盖面。在社区议事会、网格化管理、志愿服务、居民代表会议等机制推动下，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较之以往大为拓宽。特别是在新冠疫情防控、文明城市创建等重大公共事务中，群众动员的规模与效率都达到了新的高度。然而，这种参与更多表现为“响应式参与”而非“决策式参与”。

具体而言，群众参与呈现出典型的“金字塔”结构：最底层的“知情型参与”与“服从型参与”占据了绝大多数；中层的“咨询型参与”与“合作型参与”比例偏低；而顶层的“决策型参与”与“监督型参与”则严重稀缺。在许多基层实践中，所谓的“居民参与”，往往止步于居委工作会议上的“举手”或“告知”，实质性的方案设计、资源分配与规则制定仍由社区党组织与居委会主导。这种参与广度有余、深度不足的结构性失衡，使得群众参与常常沦为一种“表演性团结”，难以触及治理权力的核心。

三、组织化动员强，自发参与弱：参与动力的内在悖论

党建引领的优势在于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但在实际操作中，这种能力若运用不当，反而可能抑制群众的自发参与意愿。当前基层治理中的群众参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行政指令、党员带头与情感号召。社区党组织通过“党员双报到”“楼组长包干”“积分兑换”等机制，确实在短期内实现了较高的参与率。但这种“组织化动员”的边际效应正在递减，并暴露出明显的副作用。

一方面，过度依赖组织动员容易使群众产生依赖心理，将参与视为“被安排的任务”，甚至出现“为了打卡而参与”的形式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当持续的外部激励（如积分、礼品、表彰）减弱或消失时，参与行为往往随之瓦解。换言之，当前群众参与的动力机制尚未完成从“外在驱动”向“内生动能”的转型。真正的公共精神——即基于利益关切、身份认同与责任自觉的参与——仍未在多数社区中充分生长。这种动力悖论，使得基层治理的群众参与时常陷入“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局。

四、精英吸纳有余，普遍覆盖不足：参与的阶层分化与群体排斥

一个容易被忽视但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哪些群众在参与？大量研究表明，当前基层治理中的“积极参与者”具有显著的同质性特征：退休党员、楼组长、社区热心人士、有闲阶层等构成了参与主体。这部分“治理精英”凭借其时间资源、社会资本与组织经验，在议事会议、决策咨询等场合中占据了话语主导权。而年轻的上班族、外来务工者、自由职业者、低学历群体等，则普遍处于“沉默的大多数”状态。

这种精英吸纳格局带来了两个突出问题。其一，参与群体的封闭性导致决策偏好的固化。治理精英往往代表的是老年群体、稳定职业群体的利益诉求，而青年的就业焦虑、外来人口的住房困境、新业态从业者的社会保障等议题，则难以进入关注焦点。其二，参与机制的“身份门槛”与“时间门槛”形成了隐性排斥。晚间或周末的会议虽然便利了上班族，但制度设计的复杂性、程序的技术性以及群际间的互动习惯差异，仍然将大量非组织化群体阻隔在参与场域之外。久而久之，群众参与不仅未能弥合社会分歧，反而可能固化本已存在的阶层鸿沟。

五、形式在场有余，实质成效不足：参与效能的衰减与信任损耗

群众参与的终极目标在于改善治理绩效与增进公共福祉。然而，一个尴尬的现实是：许多地方的群众参与并未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参与无效感”的蔓延。居民提出的意见、反映的问题，往往在层层传导中被打折扣，或者在行政流程的“黑箱”中石沉大海。二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困境。议事会上热烈的讨论与共识，最终可能因为资源匮乏、条块分割、政策刚性等约束而无法落地。

这种参与效能与参与期待之间的断裂，正在侵蚀群众对治理体系的信任。当居民发现自己的意见建议无法产生实际影响时，其参与热情会迅速冷却，甚至产生“参与疲劳”与“政治冷漠”。更严重的是，这种信任损耗具有自我强化的特性：越是缺乏成效，群众越不愿投入精力参与；而缺乏高质量的参与，治理的精准性与回应性就越难提升。由此，基层治理可能陷入“低参与—低效能—更低参与”的恶性循环。这不仅是对群众参与价值的矮化，更是对党建引领治理能力的隐性挑战。

六、结语：从“在场”到“治权”的范式转换

审视当前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中群众参与的现状，我们不难发现：群众参与的困境并非源于制度供给的不足，而在于参与逻辑的错位。过度依赖组织动员而忽视内生动力、过分注重形式覆盖而忽略实质效能、偏向精英吸纳而疏离普通群体——这些问题的共同根源，是尚未完成从“管理者眼中的参与”到“参与者眼中的参与”的视角转换。

破解这一困局，需要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原则下，推动群众参与从“仪式性在场”向“实质性治权”跃迁。这意味着：重新界定群众在治理链条中的角色定位——不仅是政策落地的受益者与协助者，更应该是规则制定的参与者与监督者；重建参与的动力机制——从“要我参与”转向“我要参与”；再造参与的效能回路——让每一次参与都能看到反馈、听到回响、感受到改变。唯有如此，党建引领才能真正成为连接国家治理与群众自治的桥梁，让群众参与不再是基层治理的装饰性元素，而是其生生不息的内核与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