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当信息传播方式经历革命性变革，基层社会的治理图景正被深刻重塑。以微博、微信、短视频平台为代表的新媒体矩阵，已不再仅仅是社交工具，而是演化为思想交锋、舆论生成与价值传导的核心场域。在这一背景下，将思想政治工作有机嵌入新媒体传播体系，构筑“新媒体思政”新范式，不仅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内在要求，更成为强化基层治理共识、弥合治理缝隙、驱动多元主体协同的关键变量。面对日益复杂的利益格局与分散化的信息接收习惯，传统“单声道”式的宣教模式显露出效能递减的困境。基层治理者亟需探索一种从“灌输”到“对话”、从“管控”到“赋能”的协同强化机制，使思想政治工作的柔性与治理资源的刚性得以深度融合。

一、视域融合：新媒体思政重塑基层治理的底层逻辑

理解新媒体思政如何作用于基层治理，首先需要洞悉其重塑协同逻辑的内在机理。传统基层治理往往依赖于行政命令与科层体系，信息传递存在衰减与失真。而新媒体思政通过构建“强连接”与“弱连接”并存的交互网络，将公共议题的讨论场域从物理空间延伸至虚拟空间。这种延伸并非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治理思维的根本转换。

从传播学视角看，新媒体思政实现了“议程设置”权力的再分配。过去，治理主体单向定义“什么是重要问题”；而今，公众通过点赞、转发、评论参与议题的筛选与发酵。基层治理的协同不再是“命令-服从”，而是基于价值认同的“自觉行动”。这种认同的建立，依赖思政内容对现实困惑的精准回应。例如，围绕社区公共空间改造、垃圾分类等具体事务，通过具象化、故事化的思政内容（如短视频讲解政策、直播协商过程），能够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将抽象的治理目标转化为具象的情感共鸣，从而在多元利益主体间凝聚“最大公约数”。

更深层次看，新媒体思政在治理协同中的底层逻辑是“信任修复”。基层治理的困境常源于干群之间的信息鸿沟与信任赤字。新媒体的即时互动特性，使得治理主体能够以“人格化”身份（如“社区书记直播间”、“网格员小王”的微信号）进入公众视域，通过高频次、低姿态的沟通，消解权力距离，逐步积累治理所需的“社会资本”。这种基于日常互动生成的信任，是任何行政指令都无法替代的协同催化剂。

二、范式转换：从“宣传灌输”到“治理参与”的路径演变

新媒体思政视域下的基层治理协同强化，本质上是思想政治工作范式的深刻转换。传统的思政工作侧重于“我说你听”的宣传教育，其效果在新媒体时代遭遇了“信息茧房”与“圈层隔阂”的双重挑战。要实现治理协同，就必须推动思政工作从“独白式”向“对话式”演进，将公众从被动的接受者转化为主动的参与者。

这一转化涉及内容生产的供给侧改革。治理语境下的“好思政”，不再是空洞的口号或宏大的叙事，而是与群众生活高度关联的“微叙事”。例如，武汉市某街道开发“随手拍+云调解”功能，居民将邻里矛盾、环境问题通过图文上传至社区政务平台后，治理主体不仅快速响应，更将处理过程制作成“治理小课堂”的思政短视频。在此过程中，居民既是问题的提出者，也是治理成效的见证者，从而在潜意识中完成了从“旁观者”到“共建者”的角色跃迁。这种“治理即服务、服务即思政”的路径，使得协同不再是外部强制，而是内生需求。

值得关注的是，范式转换还体现在话语体系的“破壁”。官方话语的严肃性与互联网话语的灵动性之间存在张力。成功的基层协同往往善于进行话语转译。比如，在解释“基层减负”政策时，采用“躺平与内卷的破解之道”等年轻人熟悉的表达；在推动疫苗接种时，使用“我们一起打疫苗，一起苗苗苗”等谐音梗。这种“网言网语”不是消解严肃性，而是降低沟通门槛，使治理意图以更具穿透力的方式抵达不同圈层，为协同行动扫清认知障碍。

三、机制建构：基于数字连接的协同强化体系

要使新媒体思政对治理协同的赋能效应从偶发走向常态，必须进行系统性的机制建构。这需要以技术为支撑、以制度为保障，构建起覆盖感知、响应、反馈全链条的协同体系。

首先是“需求感知-精准触达”机制。利用大数据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本地网络舆情进行实时监测与标签化处理。例如，通过分析某小区业主群的高频热词，若“充电桩”“停车难”等词聚类出现，系统可自动触发预警。此时，思政内容的生产不应是泛泛的“和谐稳定”，而是针对该痛点发布“充电桩建设进度图”或“业主与物业协商纪实报道”。这种精准触达，让居民感受到治理主体对自身关切的深刻洞察，从而更易响应号召参与协商。

其次是“多元响应-协同处置”机制。打破部门壁垒，在虚拟空间建立“吹哨报到”的闭环流程。一个典型案例是，某地通过“抖音直播城管”活动，将街头执法过程全程直播。当观众在评论区提出“流动摊贩占道影响出行”时，直播间管理员即时调度附近巡查队员前往处理，并在线给出处理时长承诺。在此过程中，思政工作的价值引导（执法者与摊贩沟通时的“温度”）与治理行动的无缝衔接，共同构建了“全时在线、全域联动”的协同格局。

最后是“效果评估-信任沉淀”机制。改变过去以“发文数量”“会议次数”为指标的考核体系，转而引入“正能量内容互动率”“网络舆情纾解时长”“居民问题满意率”等动态指标。更重要的是，建立“用户积分”与“治理信用”的关联。例如，参与社区线上民主议事、转发政策解读链接等行为，可转化为“文明积分”，用于兑换社区服务或实物奖励。这种正反馈机制，使无形的新媒体参与转化为有形的治理资本，实现了协同行为的可持续激励。

四、风险规避：防止协同失序与形式主义陷阱

在强化协同的过程中，必须清醒认识到新媒体思政的“双刃剑”效应。如果缺乏有效的风险规避机制，协同努力可能转化为新的冲突根源。一个典型的风险是“数字形式主义”。部分基层单位为了追求“粉丝数”和“点赞量”，大量制造缺乏实质内容的“思政爆款”，甚至用机器刷量制造虚假繁荣。这非但不能凝聚共识，反而会透支公信力，导致治理协同陷入“花架子”陷阱。

规避策略在于回归“问题导向”。一切新媒体思政活动的评价标尺，应回归到“是否解决了实际治理难题”这一原点。对基层干部而言，需要从考核“发了什么”转向“改变了什么”。此外，还需要警惕“信息茧房”的强化。算法推荐可能使不同立场的群体固守各自的认知圈层，加剧“舆论极化”。治理者需主动设置“破圈”议程，比如组织线上线下联动的“社区辩论赛”，通过利益相关方的公开对话，消弭信息壁垒，防止协同异化为圈层内部的回声。

另一个隐蔽的风险是“技术依赖”导致的干部能力空心化。如果过度依赖新媒体平台进行沟通，基层干部可能逐渐丧失面对面调解矛盾、安抚情绪的基本功。因此，强调“线上协同”绝不能替代“脚底板下出治理”。最优策略应是“线上+线下”双轮驱动：线上用于信息宣发、意见收集与初步协商，线下用于最后环节的冲突化解与情感抚慰。只有将技术的“快”与人情的“暖”相结合，协同才能既有力度，更有温度。

结语

新媒体思政与基层治理协同的深度融合，绝非简单的技术嫁接，而是一场涉及理念、制度、流程的系统性变革。它要求治理者学会在算法的海洋中掌舵，在众声喧哗中校准价值的坐标。当思想政治工作的柔性引导与新媒体的传播规律同频共振，当群众的每一次指尖跳动都能汇入治理的绵密网络，基层社会将不再是孤立的原子化存在，而是基于数字认同与情感联结的有机共同体。未来的治理之道，藏在每一个精心策划的互动话题里，藏在对每一条朴素评论的真诚回应中。唯有持续探索新媒体思政赋能的新路径，方能在变局中绘就基层善治的崭新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