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宏大叙事中，社区作为国家与社会的交汇点，其治理效能直接关系着基层秩序的稳定与民众福祉的提升。传统的行政指令与刚性管理手段在日益多元化的社区生态中逐渐显露其局限性。与此同时，“以文化人”作为一种通过文化浸润、价值引导来塑造共同情感与行为规范的理念，正从抽象的道德倡导走向具体的治理实践。它不再仅仅是文化部门的工作范畴，而是成为社区治理体系中一种柔性且深具韧性的力量。本文旨在探讨“以文化人”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机理，分析其如何通过价值内化、关系重构与秩序生成，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深层跃迁。

一、价值内化：“以文化人”重塑社区治理的精神根基

社区治理的核心困境之一，在于个体原子化趋势下公共精神的缺失。当居民仅仅将社区视为居住的地理空间，而非共同生活的精神家园时，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必然薄弱。“以文化人”的首要功能，便是通过春风化雨的方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统邻里美德与社区契约精神内化为居民的自觉认同。这种内化过程不是简单的口号灌输，而是经由社区文化活动、历史传承、榜样示范等载体，在潜移默化中构建起社区成员共享的意义世界。例如，“社区文化节”、“楼道微公约”等活动，实质上是将抽象的价值理念具象为可感知、可践行的生活仪式。当居民在参与中感受到“远亲不如近邻”的情感联结，当公共空间的维护成为无需提醒的自觉，社区治理便拥有了坚实的精神根基——这种基于价值认同的约束力，远比外部的制度惩罚更为持久和深刻。

二、关系重构：文化纽带作为社区社会资本的催化剂

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表明，社区治理的效能高度依赖于居民之间的信任网络与互惠规范。而“以文化人”恰恰是构建这一社会资本的重要机制。在异质性极强的城市社区，居民因职业、背景、阶层差异而缺乏交往的天然动力。文化活动的介入，如读书会、书法班、社区合唱团等，能够打破陌生人的界限，为居民提供超越功利交往的情感互动场域。在这些活动中，人们不再是锁孔中的窥视者，而是共同创作、共同分享的参与者。文化纽带所催生的“弱关系”网络，在一次次协作与交流中逐渐转化为信任存量。当邻里之间因文化的共鸣而建立起基本的信任，社区中的纠纷调解、信息传递、互助服务便有了非正式制度的支撑。这种由文化联结所凝结的社会资本，能够有效降低社区治理的交易成本，使复杂问题的协商解决不再完全依赖行政资源的介入。

三、秩序生成：以柔性文化力量化解社区治理冲突

社区治理中不可避免地面临各类矛盾，如邻里噪音、公共空间占用、宠物管理等。硬性的行政处罚往往治标不治本，甚至可能激化对立。相比之下，“以文化人”提供了一种更具韧性的冲突化解路径。其逻辑在于，通过塑造“社区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氛围，将个体的利益诉求置于共同体的价值框架下进行审视。例如，某社区通过组织“社区议事厅”，结合传统礼俗中的“和合”文化，引导居民在讨论中达成共识；又如，通过创作社区主题的微电影或漫画，以艺术化的方式呈现矛盾双方的立场，激发共情而非对抗。这种治理方式本质上是一种“软约束”，它不依赖强制力，而是通过文化认同的感召力，促使居民在情感上接受利益让渡或行为调整。当文化的温度消解了矛盾的戾气，社区便能在不诉诸强力干预的情况下，实现冲突的柔性化解与动态平衡。

四、价值发挥的深度透视：从“文化搭台”到“治理唱戏”的机制转化

要真正发挥“以文化人”在社区治理中的价值，必须超越“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浅表化思维，建立文化与社会治理深度耦合的运行逻辑。首先，文化内容的供给应实现供给侧改革，从“政府端菜”转向“居民点菜”。社区应基于对不同群体（如老人、青年、亲子家庭）文化需求的精准调研，设计具有针对性的文化项目，避免千人一面的节日汇演。其次，文化治理的载体应实现功能性嵌入，将文化活动与社区具体事务绑定。例如，将垃圾分类宣传融入亲子环保手工课，将消防安全知识编入社区广场舞的曲目，使文化过程本身就是治理行为的落地。最后，必须培育内生性的文化骨干力量。依靠专业社工或行政人员推动的文化活动往往难以持续，唯有发掘并赋能社区中的“文化能人”，让退休教师、文艺爱好者、社区领袖成为文化治理的发动机，才能使“以文化人”从外生推力转化为内生动力，实现从“要我做”到“我要做”的治理主体转变。

五、实践中的困境与突破路径

在现实运作中，“以文化人”的治理路径仍面临多重挑战。一方面是文化参与的“内卷化”现象，社区活动常局限于少数活跃分子，中青年群体、新市民群体的参与率普遍偏低，导致文化治理无法覆盖全部居民结构。另一方面是文化内容的“形式化”风险，部分地区将文化建设简化为硬件设施的堆砌或迎检材料的包装，忽略了文化在情感联结与价值引导上的深层功能。对此，需要突破路径依赖，推动文化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利用微信社区群、线上虚拟社区等平台，打破时间与空间限制，吸引更多“潜水者”参与文化互动。同时，注重文化的“在地性”挖掘，将社区特有的历史记忆、匠人技艺、风俗习惯转化为独特的文化IP，增强居民对社区的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使治理不再是外部的任务，而是内部的自发行为。

结语

“以文化人”之所以是社区治理的高级形态，在于它触及了治理体系的灵魂——人内心的价值认同与情感归属。它不是对传统行政命令的简单补位，而是一种旨在提升社区“免疫力”与“自愈力”的深层治理逻辑。当文化的力量渗透进社区的血脉，当居民的共识凝聚成无声的秩序，社区治理便真正实现了从“刚性管控”向“柔性共治”的跨越。未来的社区治理，应当进一步聚焦文化作为软性资源的核心作用，在传承与创新中，让文化的涓涓细流，滋养出更具温度、更有韧性、更富活力的现代社会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