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基层党建不仅是组织建设的政治工程，更是凝聚人心、引领社会风尚的文化工程。长期以来，基层党建工作在强化组织覆盖、规范制度建设等方面成效显著，但对于道德教化、价值引领这一柔性维度的挖掘仍存在提升空间。“以德育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德育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强调通过道德教化与榜样示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将这一功能深度嵌入基层党建，不仅能够激活党组织的内在凝聚力，更能通过党员个体的道德辐射，带动基层治理效能的整体跃升。本文试图从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两个层面，探讨以德育人功能在基层党建中的价值释放与效能优化策略。

一、道德引领：基层党建中以德育人的内在逻辑

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功能在于政治领导与社会整合，而道德引领是实现这一功能的深层纽带。传统党建模式侧重于组织动员与纪律约束，但在个体价值日益多元、社会流动性增强的当下，单纯依靠行政指令难以持续激发党员的归属感与使命感。以德育人恰好补足了这一短板：它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日常浸润，将抽象的政治要求转化为可感知的道德准则，使党员在职业伦理、公共交往、家庭生活等微观场景中，自觉内化党的宗旨。这种从“外塑”到“内化”的转变，本质上是对党建工作中“人的现代化”问题的回应——只有当党员群体形成稳定的道德自觉，党组织才能在复杂的社会变革中保持定力，并有效辐射周边群众。

二、德育与治理的融合：基层实践中的多维价值释放

以德育人功能在基层党建中的价值发挥，首先体现在组织信任的构建上。在社区、农村或企业等基层单元，群众对党组织的评价往往源于对党员个体的直观印象。通过开展道德讲堂、家风建设、诚信承诺等德育活动，党员率先垂范，在孝老爱亲、邻里互助、诚实守信等具体事上担当标杆，能够迅速拉近党群之间的心理距离。这种源于道德认同的信任，比制度约束更具韧性，也更容易转化为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自发动力。

其次，德育功能有效促进了矛盾化解的非行政化路径。面对利益多元化引发的邻里纠纷、资源分配矛盾等治理难题，单纯依靠行政处置往往陷入“案结事不了”的困境。基层党员若能以更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在利益冲突中主动退让、在公共事务中甘于奉献，便能在无形中树立起道德权威，从而在教育劝导、协商调解时具备更强的说服力。这种“德治与法治”的良性互动，正是新时代“三治融合”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

再次，以德育人还能重塑基层的公共精神。部分基层地区长期存在“原子化”现象，居民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党组织通过组织“道德模范”评选、“身边好人”宣讲等活动，将抽象的集体主义理念具象化，能够重新激活社区的文化记忆与公共责任感。当党员带头参与志愿服务、无偿维护公共设施，并且这种善举得到组织化的肯定与传播时，便会逐步形成“自上而下示范、自下而上追随”的道德循环，最终提升整个基层社会的文明水位。

三、效能提升的瓶颈：现实困境与深层制约

尽管以德育人功能在基层党建中具有显著价值，但当前实践中仍存在若干制约效能提升的症结。一是形式化倾向突出。部分基层单位将德育活动简化为读文件、挂标语、拍照片，缺乏对党员和群众真实精神需求的关照，导致“道德教育”与“生活实践”脱节，难以产生持久的影响力。二是评价体系失焦。现有考核多偏重于党建活动的量化指标（如会议次数、活动场次），而对德育效果——例如党员道德行为改善、群众满意度提升等“软指标”缺乏科学化的评估工具，使得育人工作沦为“锦上添花”的附加环节。三是队伍能力不足。基层党务工作者大多忙于事务性工作，对于德育工作的专业方法——如价值引导技术、心理疏导策略、文化挖掘能力等——缺乏系统培训，导致育人方式简单化、教条化，甚至引发部分党员的逆反情绪。

更深层的制约在于：部分基层党组织对“德育”与“党建”的关系理解存在偏差，二者尚未形成有机融合，而是呈现“两张皮”状态。德育工作被独立于组织生活、党员教育之外，未能嵌入日常管理的每一个流程，自然也就无法发挥其应有的系统性效能。

四、优化路径：构建基层党建中德育功能的闭环机制

要真正释放以德育人的效能，必须从理念、载体、制度三个层面进行系统重构。首先，在理念上完成从“管理”到“涵育”的转变。基层党务工作者应深刻认识到，德育不是单向灌输，而是双向激发。党组织需要创造一种开放、透明的对话空间，让党员能够在讨论道德议题时发表真实见解，在解决实际困难时体验道德实践的快乐。例如，通过设立“党员道德圆桌会”，围绕小区养犬、垃圾分类等身边的公序良俗问题开展民主协商，让党员在参与中自然形成行为共识。

其次，在载体上实现传统资源与现代媒介的深度耦合。一方面，挖掘本地历史文化中的德育基因，如红色故事、乡贤文化、家训族规等，通过故事化、情境化的方式纳入党员教育；另一方面，利用短视频平台、社区公众号、线上积分制等数字化工具，对党员的道德行为（如志愿服务时长、助人事迹）进行即时记录与公开表扬，利用“圈子效应”形成良性竞争。这种“线上+线下”的双轨运行模式，能够有效覆盖不同年龄层党员的信息接收习惯，扩大道德辐射范围。

再次，在制度上建立“德育积分—绩效考评—晋升激励”的联动机制。将党员在日常工作、社区生活、公益活动中的道德表现量化为具体分值，并与其民主评议、评先评优甚至干部选拔任用挂钩。但需警惕积分制的异化风险——必须确保评分标准的透明性与劳动价值认定的合理性，避免出现“为了积分而作秀”的功利化倾向。同时，引入群众评价作为重要权重，使德育评价真正回归“群众口碑”这一核心尺度。

最后，培育“德才兼备的德育带头人”是提升效能的关键。基层党组织应优先选拔具有道德威望、沟通能力强、善于抓思想工作的党员担任支部书记或党小组长，并定期开展德育工作法专项培训。同时，推行“示范引领工程”，即由受过系统德育培训的骨干党员组建“道德宣讲团”，到各网格、楼栋进行巡回分享，形成“一个亮点带动一片、一个榜样引领一方”的放大效应。

结语

以德育人功能的发挥，不是对传统党建工作的替代，而是对其深度与温度的再塑造。在基层党建朝着精细化、人本化转型的当下，道德教化与组织建设的高度融合，既能强化党组织的政治权威，又能培育支部与党员之间、党组织与群众之间基于信任的精神纽带。唯有将德育嵌入日常治理场景，用制度保障德育的持续性，用创新激活德育的感染力，基层党建才能真正从“有形覆盖”走向“有效覆盖”，实现从组织重塑到人心凝聚的根本跃升。这不仅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党在新时代赢得群众认同、巩固执政根基的深层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