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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政教育以德育人的现实困境与内生转向

在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向普及化的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政教育承担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使命。然而,传统的以德育人模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价值观的多元碰撞使德育话语的权威性受到消解,学生主体意识的觉醒要求教育形式从单向灌输转向双向互动。当前,部分高校思政教育呈现出“脱嵌”状态——教育内容与生活世界相分离、教育目标与学生成长需求相脱节、教育评价与实践成效相断裂。如何破解这一困境,实现德育从外嵌式教育向内生式成长的转变,是提升思政教育实效性的核心命题。

一、理念滞后:德育目标与时代需求的张力

高校思政教育长期遵循一种“理想型”德育范式,强调崇高道德品质的塑造。这种范式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当前复杂的社会语境下,其局限性逐渐暴露。一方面,教育内容过于抽象化、宏观化,将德育简化为对宏大叙事的理解与背诵,缺乏对微观生活伦理、职业伦理、网络伦理等具体场景的关注。另一方面,教育目标与学生的个体发展需求之间存在错位,学生更关注的是如何在多元价值环境中形成独立的道德判断能力,而非被动接受某种单一的价值标准。

这种理念滞后的直接后果是德育的“悬浮感”。学生在课堂上接受的是“应然”的道德图谱,走出课堂面对的是充满道德困境的“实然”世界。当理想与现实产生冲突时,原本应当发挥指引作用的德育反而成为学生眼中的“道德说教”。因此,以德育人必须完成从“塑造理想人格”到“培养道德行为能力”的理念转型,将德育目标锚定于学生真实的生存境遇之中。

二、路径窄化:教育手段与学生主体的疏离

当前高校思政教育的主要实现路径仍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而课堂教学又以教师讲授为基本形态。这种单一路径在信息传播方式发生根本变革的今天,其局限性尤为显著。新媒体环境下,学生已习惯于碎片化获取信息、参与式表达观点、互动式学习知识,传统课堂中“教师讲、学生听”的模式难以激发其深度参与的内在动机。

更为深层的问题在于,德育区别于知识教育,其核心不是认知的积累而是价值的认同与行为的改变。单纯的知识传递无法完成“育德”的任务,德育必须创设情境,让学生在体验、反思、实践中形成道德认知并内化为行为准则。目前的社团活动、社会实践等第二课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课堂教学的不足,但由于缺乏系统性的课程化设计,往往流于形式,难以形成连续的育德效应。教育路径的窄化,使得德育难以真正触及学生内心,也难以转化为持续性的道德实践。

三、机制失灵:评价体系与育人实效的背离

任何教育都离不开评价机制的反向驱动。当前高校思政教育的评价体系存在显著的“量化崇拜”倾向,以考试成绩、课时完成度、活动参与率等可量化指标作为主要评价依据。这种评价方式在追求管理便利性的同时,却忽视了德育绩效的延迟性与隐性化特点。学生能够熟练背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述,并不意味着其在面对利益诱惑或道德两难情境时能够做出符合价值导向的选择。

评价体系的偏差还对教育过程产生了错误的导向作用。当评价重点落在“是否完成”而非“是否生效”上时,教育者倾向于追求形式上的完备,学生则倾向于追求评价上的达标,双方共同建构了一种“合谋式”的德育参与模式——表面上完成了所有教育环节,实际上却回避了德性生长的本质问题。这种机制失灵导致德育资源的大量投入在“最后一公里”处失效,难以转化为真实的教育产出。

四、融合转型:以德育人的优化路径

(一)打通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的壁垒

课程思政的提出为破解德育与专业教育的二元对立提供了制度框架。关键在于如何避免课程思政演变为专业课上“粘贴”思政标签的形式化操作。真正的课程思政应当挖掘专业教育中内蕴的伦理元素与价值面向,使专业知识的传授过程同时成为价值观念的生成过程。例如,医学教育中引入医患伦理的案例讨论,工程教育中嵌入技术伦理的反思环节,法学教育中突出法治精神的实践体验。只有当德育内容与专业知识形成内在的逻辑关联,学生才能在学习专业技能的过程中自然形成对职业伦理的认同,实现专业成才与精神成人的统一。

(二)构建生活化的德育实践场域

德育的核心在于“知情意行”的统一,而情境是连接知与行的关键介质。高校应系统构建生活化的德育实践场域,将社区治理、乡村振兴、法律援助、志愿服务等社会服务活动纳入课程化管理,设置合理的学分与评价标准。同时,充分利用校园生活本身作为德育资源,包含寝室文化、班级建设、社团治理等微观场域,鼓励学生在日常交往中践行道德规范、体悟道德价值。生活化的德育场域具有独特的“低负担、高沉浸”特征,能够在学生不自觉的状态下完成价值内化,实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三)重建过程性、叙事性的评价机制

改变以终结性考试为主导的单一评价模式,构建以过程导向、质性评价为特征的多元评价体系。一方面,引入成长档案袋评价,收集学生在德育实践中的反思记录、案例分析、同伴互评等材料,从纵向维度观察学生道德认知与行为的变化轨迹。另一方面,探索叙事性评价方式,鼓励学生通过道德自传、价值宣言、社会调查报告等叙事形式,呈现自己对道德问题的理解与处理。过程性与叙事性评价尊重了德育效果的“长周期”与“非标准化”特征,能够更真实地反映以德育人的实际成效,同时也倒逼教育者重视德育过程的规范化与品质化。

(四)提升教育者的德育素养与协同能力

以德育人的最终落地依赖教育者的人格感召与专业引导。高校需系统性提升教师队伍的德育素养,将思政教育能力纳入教师培训与考核体系。对于辅导员、思政课教师等德育主力军,加强其对学生发展规律、心理特征、思想动态的研究能力;对于专业课教师,帮助其建立“教学即育人”的职业认知,掌握将价值引导融入知识教学的策略与方法。更为重要的是,构建“辅导员-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管理服务人员”四位一体的协同育人机制,打破部门壁垒,形成信息共享、目标统一、行动协调的育人合力,避免德育过程中各自为政、相互割裂的现象。

结语

高校思政教育以德育人的根本困境在于“脱嵌”——德育脱离了学生的真实生活、脱离了教育的内在逻辑、脱离了时代的现实需求。走出困境的关键在于推动德育从外在嵌入走向内在融合:与学生的生活世界融合,与专业知识教育融合,与教育评价机制融合,与教育者的日常实践融合。这需要高校从理念到机制、从课程到场景、从评价到队伍进行系统性的重构。唯有如此,才能让德育真正触及学生的精神世界,使其在面对复杂社会时,不仅能够“知善”,更能够“行善”“乐善”,实现立德树人的时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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