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已进入全面推进的关键时期，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日益迫切。然而，在实践进程中，群众工作与基层治理之间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结构性脱节。一方面，传统群众工作方法在面对村民自治意识增强、利益诉求多元化的新形势时显得力不从心；另一方面，部分基层行政手段的“刚性”特征又难以充分回应乡村社会的“柔性”需求，导致政策落地效果与民众期待之间出现落差。因此，探索群众工作与基层治理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深度融合机制，不仅是提升治理效能的现实要求，更是重塑党群关系、夯实乡村善治基础的核心命题。

一、群众工作与基层治理融合的内在逻辑与现实困境

群众工作作为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其本质在于通过情感沟通、利益协调与思想引导来凝聚社会共识；而基层治理则侧重于通过制度规范、资源分配与公共服务来达成公共目标。二者在目标上高度一致——旨在实现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然而在具体运行中，却常常表现为“两张皮”现象。部分基层干部仍习惯于行政命令式的管理，忽视群众的参与感与主体地位；群众则因信息不对称或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对治理行为产生疏离甚至抵触。这种割裂不仅降低了治理效率，也削弱了群众工作的实效。例如，某些惠农政策虽有顶层设计，但缺乏与村民面对面的解疑释惑环节，导致政策被误读或选择性执行。因此，重新审视二者关系，从制度设计到实务操作层面推动一体化整合，成为当务之急。

二、重构治理主体关系：从单向管理转向多元共治

要破解融合难题，首先需打破“干部主导、群众被动”的惯性思维。乡村振兴的复杂性要求治理主体从单一行政力量向多元参与转变。群众工作应扮演“催化剂”角色，通过党组织引领下的村“两委”、乡贤理事会、合作社及村民代表等多元主体联动，形成协同治理格局。具体而言，可依托“庭院议事会”“板凳夜话”等平台，将干部“下沉”变为群众“上前”，使治理决策过程成为群众工作的实践场。在此过程中，基层党员干部的角色应从“管理者”转变为“引导者”和“服务者”，通过常态化入户走访、民情台账与恳谈机制，既掌握治理需求的第一手信息，又在无形中完成政策宣传与民意吸纳。这种双向互动既能增强治理政策的可接受性，又能使群众在参与中培育公共精神，实现治理效能与民心凝聚的双赢。

三、技术赋能与情感治理：融合手段的数字化升级

在数字乡村建设的大潮中，信息技术为治理融合提供了新的可能。但是，单纯依赖线上平台或政务APP，容易陷入“技术主义”的误区，忽视乡村社会的人情关联与情感纽带。因此，优化路径在于将“技术赋能”与“情感治理”有机结合。一方面，应构建覆盖县、乡、村三级的数字化治理平台，将群众诉求提交、政策查询、公共服务预约等功能集成于统一入口，并通过数据分析精准识别高频矛盾和共性需求，为治理决策提供科学支撑。另一方面，群众工作不能因技术手段而削弱面对面交流的“温度”。基层干部应利用微信等工具建立“微网格”联系群，既推送政策，又回应疑问，在虚拟空间中延续传统群众工作的情感连接。例如，可设立“民情在线云客厅”，每周固定时段由村书记在线答疑，并对线下难以处理的纠纷进行预约调解，使技术成为提升治理响应速度与群众满意度的辅助工具，而非替代人际沟通的屏障。

四、制度衔接与能力支撑：建立长效融合机制

融合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制度设计与人员能力的双重保障。首先，需在乡镇层面建立“群众工作—基层治理”联席会议制度，打破部门壁垒，将群众工作考核指标纳入基层治理绩效评价体系，如设置“群众满意度权重调解成功率”等量化指标，倒逼基层干部既重“事”又重“人”。其次，应推进“一岗双责”改革，明确村务工作者、网格员在完成治理任务的同时，承担常态化入户走访、民意收集与纠纷预防的群众工作职责。在能力建设方面，要针对基层干部开展针对性培训，内容涵盖现代治理技术、群众沟通艺术、心理疏导方法等。更重要的是，要为基层干部减压赋能，避免形式主义考核消耗精力，使其有条件沉下心来从事“面对面”的群众工作。此外，可探索建立跨区域的群众工作专家库，定期派驻基层治理指导员，以“传帮带”方式提升村级组织的综合能力，确保融合机制在基层“有人干、愿意干、干得好”。

五、文化认同与利益共享：融合的内生动力激活

治理融合的深层根基在于文化认同与利益共同体的构建。群众工作不能只停留在解决具体问题的层面，更应注重培育乡村内生动力。可借助村规民约的修订，将移风易俗、公共设施维护等治理要求转化为群众共同认可的集体准则；通过“道德积分”“文明家庭”评选等载体，使治理参与行为获得社会认可与正反馈。在利益层面，应着力推动集体经济收益与群众直接关联，如合作社分红、集体资源租赁收益按股分配等，让群众感受到“治理好则村庄兴，村庄兴则个人富”的直观联系。由此，群众的参与热情将逐渐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维护”，基层治理从“自上而下”的单向行动转变为“上下联动”的共同体实践。当群众在治理过程中既是受益者又是贡献者时，群众工作便不再需要大量“说服教育”，而自然融入日常的生活逻辑中。

结语

归根结底，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群众工作与基层治理融合，并非简单的机构合并或流程再造，而是一场治理理念从“管理”向“治理”再向“服务”的价值跃迁。它要求基层工作者以更敏锐的群众视角去体察民情，以更开放的数字思维去提升效能，以更坚实的制度设计去保障长期运行。唯有将群众工作的“柔情”与基层治理的“刚毅”有机结合，使每个村庄都成为共建共治共享的试验场，乡村振兴才能真正达到“治理有效、乡村和谐”的预期目标。未来，随着融合机制的不断成熟，我们或将看到一种更少行政痕迹、更多自治活力的乡村社会运行模式，这或许正是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