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基层党建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其工作成效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根基。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的背景下，“以德育人”作为党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承担着提升党员个体道德素养的任务，更肩负着通过道德示范引领社会风尚、凝聚群众共识的政治使命。然而，在实际运行中，基层党建的“以德育人”功能往往面临“虚化”“弱化”乃至“形式化”的困境：道德教育与党员现实需求的脱节、育人机制与基层治理的割裂、评价标准与效果测度的模糊等问题日渐凸显。如何突破这些瓶颈，将道德建设从抽象说教转化为具象的治理效能，已成为新时代基层党建亟须回应的关键命题。

一、道德治理的定位偏差：功能发挥的内在张力

当前，部分基层党组织的“以德育人”工作存在明显的目标迷失。一方面，将道德教育窄化为单纯的政治宣讲，忽视了道德对个体精神世界的浸润与人格的塑造功能。少数党务工作者习惯于照本宣科，将上级文件中的道德要求作为简单填充，缺乏对党员群众生活语境与情感需求的关照。另一方面，政治教育的刚性要求与道德养成的柔性规律之间形成张力。道德培育本质上是一个长期、内化的过程，需要依靠榜样示范、文化熏陶和实践体验，而非一次性的会议传达或标语式的灌输。一旦基层党建过于追求“台账好看”或“材料完整”，道德教育便容易退化为一种符号化行为，导致党员产生审美疲劳甚至心理抵触。

此外，“以德育人”在基层实践中常被等同于“做好事”“讲奉献”，未能将其嵌入党员的身份认同与职业伦理建设当中。部分党员履职过程中缺乏道德自觉，将党员的道德义务视为额外负担，这与基层党建对“德育”功能定位的模糊密切相关。当道德教育无法与岗位规范、群众服务形成内在逻辑闭环时，其育人功能的辐射面便始终局限于少数先进典型，难以实现全员覆盖与深层内化。

二、教育载体的单一化：形式固化与实效损耗

基层党建在推进“以德育人”过程中，依赖的载体往往高度同质化。以“道德讲堂”“主题党日”为例，此类活动虽具有制度优势，但因内容重复、形式刻板而逐渐流于套路。例如，某些社区党组织每月固定开展的“道德模范宣讲”，长期采用“台上讲、台下听”的单向输出模式，受众参与感缺失，教育效果难以持续。与此同时，新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格局对传统的宣讲式德育构成直接挑战。碎片化、视觉化的信息获取习惯使得长篇大论的道德说教失去吸引力，而基层党建在此方面的人才储备与资源投入明显不足，难以产出符合网络传播规律的优质德育内容。

更为关键的是，德育载体未能与群众的日常实践充分嫁接。榜样事迹的呈现往往脱离普通党员的生活经验，造成“高大上但不可及”的观感；社区治理、志愿服务等实践平台本应成为道德培育的最佳场景，但若缺乏系统设计与引导反馈，则容易退化为简单地“打卡留痕”。例如，某街道将“孝老爱亲”道德教育活动简化为节日期间慰问老人，缺乏持续性的情感链接与反思机制，导致道德教育沦为即兴表演。这种“活动化”的德育模式，表面上热闹，实则割裂了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之间的转换通道。

三、评价机制的失序：量化考核与隐性育人的矛盾

基层党建的考核体系长期存在重“硬指标”轻“软实力”的倾向。对于“以德育人”这类效果内隐、周期长的工作，上级部门往往难以设计出科学有效的评价工具。当下通行的做法是通过活动场次、参训人数、材料篇幅等显性数据来评估德育成效，这使得基层被迫将德育工作“项目化”“可计量化”，进而催生各种形式主义操作。例如，为“凑齐”道德教育活动的开展次数，某县个别村支部将民主生活会内容直接改写为道德教育记录，这种数据注水行为不仅无法体现真实的育人效果，反而损害了党组织的公信力。

另一方面，对党员个体道德实践的考评同样存在困境。政治表现可以通过组织程序量化监督，但道德素质的波动性、情境性使得简单的打分评级难以反映真实状况。有些基层采用“道德积分”的方式激励党员参与服务，这种做法虽有创新意义，但容易将道德行为异化为功利交换。当德育评价完全依赖于外在激励时，党员的内在道德动机反而可能被削弱，形成“无钱不做事、无分不行动”的被动局面。这种量化导向与道德隐性育成之间的矛盾，是基层党建必须正视的结构性难题。

四、优化路径：从制度嵌入到文化涵养的系统重构

破解上述困境，需要基层党建从粗放式管理走向精细化育成，实现“以德育人”的范式跃升。首先，应推动德育目标的精准化定位。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党员面临迥异的道德议题：机关党员需强化权力伦理与廉洁意识，农村党员应关注乡风文明与互助精神，两新组织党员则需侧重职业诚信与社会责任。基层党建应避免“一刀切”的道德宣讲，转而通过“微调研”“小组讨论”等方式捕捉党员群体的真实道德困惑，使德育内容具有针对性。

其次，创新德育载体需回归“场景化”原则。将道德教育嵌入基层治理的实务环节，例如在化解邻里纠纷、组织公共环境治理等具体事务中，有意识地引导党员进行道德反思与行为示范。通过“案例复盘”“道德追问”等反思性活动，让道德认知在复杂的现实情境中得到淬炼。同时，可结合数字技术创建“党建+道德”互动平台，借助短视频、直播互动、道德人物Vlog等形式，打破时空限制，扩大德育的渗透范围。值得注意的是，载体的数字化转型应避免形式大于内容，必须守住“以德化人”的价值内核。

再次，必须构建差异化、过程性的德育评价体系。对于基层党组织的德育工作考核，应从“活动频率”转向“效果反馈”，引入党员自评、群众评议、第三方观察等多维视角，辅以对党员道德行为的长期跟踪。对党员个体的评价，则要实现激励与自觉的平衡，弱化排名打分，强化荣誉表彰、先进事迹推广等精神激励。例如，定期举办“道德叙事会”，由党员讲述自己平日实践中的真实道德抉择，以故事化的方式激发群体共鸣，这种非量化的评价方式反而更易触动心灵。

最后，根植本土文化资源，构建具有地方辨识度的德育文化。各地的红色文化、家训家风、乡贤传统等，都是基层党建开展道德教育可资利用的鲜活素材。将抽象的道德原则转化为生动的文化符号与仪式活动，例如在传统节日中嵌入党员志愿服务，或通过道德剧、情景党课等沉浸式艺术形式来增强道德感知。文化涵养的作用在于营造一种“无所不在”的道德氛围，使党员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价值认同与行为自觉。

结语

基层党建中“以德育人”功能的充分发挥，既非简单的技术修补，亦非空洞的道德呼吁。它要求基层党组织真正转变工作思路，正视道德教育的长期性与复杂性，从制度设计、载体建设、评价改革和文化涵养四个维度协同发力。唯有如此，才能将外在的道德规范内化为党员的精神追求，再将这种精神力量外化为服务群众、推动治理的实际行动。在新时代的社会治理格局中，一个具有强大道德感召力的基层党组织，将是凝聚民心、化解矛盾、推动发展最坚实的力量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