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其治理效能直接关乎社会秩序的稳定与民众福祉的提升。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法治教育作为培育法治信仰、塑造法治行为的基础性工程，正日益成为撬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点。本文旨在系统阐释法治教育在基层治理中的功能作用，并探讨其价值发挥的多重路径，以期为基层法治实践提供学理参照。
一、法治教育与基层治理的内在逻辑关联
从制度功能主义的视角审视，法治教育与基层治理之间并非简单的工具性关系，而是构成一种深度耦合的互构机制。基层治理的实践场域通常面临规则意识薄弱、纠纷化解渠道不畅、权力运行边界模糊等问题，而这些症结的根源在于法律知识的不对称与法治文化的缺位。法治教育通过向基层社会提供系统的法律知识供给、培育规则思维与权利意识，能够从认知层面重塑个体行为选择，使法律从文本规范转化为民众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同时，基层治理的效能提升又为法治教育提供了实践验证场景，二者在“知—行”循环中形成良性的互动闭环。
二、法治教育在基层治理中的核心功能
（一）规则认同与行为规导功能。在基层社会，传统礼俗规范与现代法理规则之间的张力常常导致治理困境。法治教育通过阐释法律的内在逻辑与正义价值，帮助民众理解法律规则不仅具有强制力，更是维护公平与自由的必要框架。当规则的正当性被普遍认知和接受时，民众便会自觉将法律作为行动指南，从而降低治理成本，提升社会自我调节能力。
（二）纠纷预防与源头化解功能。大量基层社会矛盾源于当事人对法律权利义务关系的认知模糊。法治教育通过普及常见的民商事法律知识（如相邻关系、婚姻家庭、合同履行等），能够帮助民众在利益冲突发生前即形成合理预期，并掌握协商、调解、仲裁等非诉讼解纷方式的基本程序。这种“防患于未然”的功能，远比事后救济更具治理效能，有效减少了基层行政与司法资源的消耗。
（三）权力监督与权利保障功能。基层治理中，公共权力的运行直接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法治教育通过传播权力制约与程序正义理念，使民众具备监督基层公共事务的能力与勇气。当居民或村民能够运用法律知识评估村（居）务公开、集体资产处置、公共政策制定等行为的合法性时，基层权力便会在“阳光”下运行，权利侵害风险随之降低。此外，受教育民众也更懂得如何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法定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从而形成对基层权力的逆向约束。
（四）多元共治的参与赋能功能。现代基层治理强调党组织领导下的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法治教育能够系统提升社区工作者、社会组织成员、志愿者等治理主体的法律素养，使其在参与民主决策、公共服务供给、矛盾调解等事务时具备专业底气。同时，法治教育能够培育公民的主体意识与权利义务观念，激发群众参与基层公共事务管理的主动性和理性思辨能力，真正实现从“被动管理”向“主动治理”的转型。
三、法治教育价值发挥的现实挑战与制约因素
尽管法治教育在基层治理中具有显著的功能优势，但在实践层面仍面临诸多阻碍。其一，教育内容与基层需求的对接存在偏差。部分地区法治教育偏重法条宣讲与理论灌输，脱离了基层群众在土地权益、劳资纠纷、消费者保护等方面的具体关切，导致教育效果表面化。其二，教育形式单一且覆盖有限。传统法治讲座、宣传栏、传单等方式难以触达年轻群体及流动人口，且缺乏互动性与情境体验，知识的留存率与转化率较低。其三，基层法治教育资源配置不均。偏远农村、城乡接合部等区域缺乏专业法律人才与常态化教育经费支持，法治教育往往流于形式，难以持续深入。其四，治理体系内部的衔接协同不足。法治教育与基层司法、行政调解、公共法律服务等部门之间缺乏信息共享与业务联动，使得教育成果难以转化为治理实效。
四、深化法治教育在基层治理中价值发挥的路径
（一）推动教育内容精准化与场景化。应当深入调研基层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针对农民、社区居民、小微企业主、务工人员等细分群体，开发差异化的课程体系。例如，针对农村地区重点强化土地承包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普及；在社区层面聚焦物业纠纷、高利贷防范、继承与遗嘱等实用知识。此外，探索“法规案例化、案例生活化”的呈现方式，通过模拟法庭、情景剧、典型案例研讨等沉浸式学习活动，增强知识的可感知性和可迁移性。
（二）创新数字化与网格化教育载体。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与移动终端，建设基层法治教育云课堂、短视频矩阵及交互式法律查询工具，实现普惠化的知识传播。同时，依托基层网格化管理体系，将法治教育嵌入网格员日常走访、信息采集工作中，通过“面对面”普法打通最后一公里。网格化机制还可以精准识别特定区域的高频法律需求，从而为针对性教育提供数据支撑。
（三）构建“教育—服务—治理”闭环。法治教育不应孤立存在，而应有机链接公共法律服务与基层调解机制。例如，在法治讲座或培训后设立现场法律咨询环节，将疑难问题导入法律援助或人民调解流程；对于典型纠纷，可组织群众旁听调解过程，实现“学中用、用中学”。此外，应建立法治教育效果评估体系，通过追踪群众法律知识水平变化、纠纷发生率及诉讼率等指标，动态调整教育策略，确保教育成果向治理效能转化。
（四）强化基层法治人才队伍培育。通过“法律明白人”“法治带头人”等培养工程，从村（社区）干部、老党员、乡贤、志愿者中选拔并系统培训法律骨干，使其成为基层法治教育的“种子”力量。同时，建立高校法学师生、公检法司退休人员、执业律师等专业力量下沉基层的常态化机制，以志愿服务、挂职指导等方式弥补基层专业人才短板。还应注重法治教育者的继续教育，确保其掌握最新法律动态与教学方法。
（五）完善法治教育协同保障机制。地方政府应将法治教育纳入基层治理考核指标体系，设立专项经费并建立长效机制。司法行政部门应统筹制定年度教育计划，协调法院、检察院、公安局、民政局等相关部门形成合力。此外，鼓励社会组织、企业、媒体等力量参与法治教育资源的开发与配送，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元供给格局。
结语
法治教育在基层治理中并非孤立的知识传播活动，而是一项具有深刻制度意义的社会工程。它通过重构民众的认知图景与行为逻辑，为基层多元治理主体提供共同的话语体系和行动准则，从而在观念层面筑牢法治根基。面对新时代基层治理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必须将法治教育置于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高度进行系统性布局，以精准化供给、载体创新和机制协同推动其功能价值的深度释放。唯有如此，法治才能从抽象的概念化为具体的治理效能，真正实现基层社会的良法善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