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面临价值多元化、传播分众化、需求个性化的深刻变革，传统说教式、灌输式的工作模式逐渐显现效力衰减。如何实现从“单向传导”向“双向涵育”的转型，成为提升思想政治工作质效的核心议题。“以文化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教化的高阶形态，强调通过文化浸润、精神感召与价值内化，达成春风化雨般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本文从实践考察出发，系统梳理以文化人理念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应用逻辑、现实困境及提升路径，以期为构建高质量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参照。

一、以文化人的理论内涵与思想政治工作融合的必然性

以文化人，本质上是将文化作为育人的载体与中介，通过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符号系统等文化要素的传递与重构，塑造人的精神世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的论断，揭示了文化与人的双向建构关系。思想政治工作以人的思想观念、政治觉悟、道德品质为对象，天然具有文化属性：其目标在于将主流意识形态转化为个体内在信念，这一过程无法仅靠指令完成，必须借助文化沉潜机制。

具体而言，以文化人与思想政治工作的融合表现为三重逻辑：第一，价值引领逻辑。文化中蕴含的理想信念、家国情怀、集体主义等精神基因，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软性”锚点。第二，情感认同逻辑。文化叙事、仪式活动、艺术表达能够激发情感共鸣，弥补理性说教的情感缺位。第三，生活化转化逻辑。文化渗透于日常习俗、行为仪轨、审美偏好，能够将宏大主题转化为可感知的生活实践，避免思想政治工作的悬浮化。因此，以文化人绝非“点缀”而是思想政治工作质效提升的“刚需”。

二、当前思想政治工作实践中“文化育人力”不足的表征与成因

尽管以文化人的理念日益受到重视，但实践层面仍存在显著落差。通过多地党政机关、高校、企事业单位的田野考察，归纳出以下典型症候：

其一，文化载体与思政内容的“两张皮”。部分单位在开展文化活动时，与思想政治工作目标关联性弱，活动流于形式。例如“红色经典诵读”演变为单调的文本重复，党建文化墙沦为口号堆砌，缺少深层价值阐释与生活化转译。这种“文化搭台、思政唱戏”的机械拼接，使得文化育人沦为装饰性功能。

其二，文化传播的精准度与感染力不足。新一代青年群体具有鲜明的圈层文化特征，而传统思政工作常采用“大一统”的叙事模式，忽视受众的分众差异。以文化人需要“对症下药”——针对不同群体匹配相应的文化符号与传播渠道（如对青年采用融媒体叙事、对边疆地区采用民族特色节庆），然而实践中往往“一刀切”，导致文化共鸣微弱。

其三，文化资源的转化机制不完善。我国拥有丰厚的红色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资源，但资源向教育能力的转化存在断裂。一方面，地方特色文化挖掘深度不够，许多革命遗址、非遗技艺仅停留于展陈层面，缺乏互动体验与价值提炼；另一方面，文化资源“生产—传播—内化”的全链条未打通，投入产出比缺乏有效评估，难以持续优化。

上述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对文化育人的认识仍停留在工具层面，未能真正理解“文化即环境、即过程、即生成”的本体地位，工作机制上过多依赖行政推动而非文化涵养，评价体系也偏重活动次数而非效果转化。

三、以文化人助推思想政治工作质效提升的实践路径

基于实践考察与反思，实现以文化人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赋能，需从文化内容生成、传播载体创新、制度生态培育三个维度系统性突破。

（一）深耕文化内容：以价值萃取取代简单搬运

提升“文化育人力”的首要任务是内容生产的供给侧改革。应当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炼“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等普适性价值，从革命文化中挖掘“理想、奉献、奋斗”的精神谱系，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凝练“创新、法治、绿色”的时代内涵。关键在于“萃取”——不是照搬历史典故或领导讲话，而是提炼与当下思想政治工作目标高度契合的核心理念，并用现代话语体系进行再编码。例如，可将“知行合一”思想转化为“学用结合”的职业素养教育，将“大同理想”转化为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实现传统价值的当代激活。

（二）创新传播载体：构建全息化文化思政场域

以文化人需要突破简单的单向传播，转向“沉浸式体验—互动式参与—生活化渗透”的多层场域。在物理空间上，打造主题文化走廊、历史情景剧、互动体验馆等“环境思政”载体，让工作者在日常办公、学习环境中感受文化浸润；在虚拟空间上，充分利用短视频、H5、VR/AR等技术，制作贴近受众心理的微课、动画、互动游戏，将“大道理”转化为“小故事”。特别要注重仪式感的设计——诸如入党宣誓、职业礼俗、年度表彰等仪式，通过符号、音乐、场景等文化要素的集中呈现，能够强化集体记忆与价值认同。

（三）完善制度生态：建立长程涵养与效果评估机制

提升文化育人的可持续性，必须将其纳入思想政治工作制度体系。一是构建“规划—实施—反馈”闭环：将文化育人目标量化分解到年度计划、部门考核中，如规定人均文化活动参与次数、文化作品传播率、员工价值观认同度等指标。二是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联合宣传部、工会、团委、人事等部门，整合文化资源，避免各自为政。三是引入专业评估工具：借鉴教育学、传播学中的“文化内化度测量”，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行为观察等方式，动态监测文化育人效果，并依据反馈迭代内容与形式。

四、实践考察：地方与基层的典型案例启示

为验证上述路径的有效性，笔者选取了东部某城市社区与西部某国有企业两个典型案例进行深度考察。东部社区推行“邻里文化浸润计划”，将核心价值观融入社区公约、楼道文化、节日活动中，通过评选“家风传承人”“文明楼栋”等强化榜样效应，三年内居民矛盾发生率下降42%，社区归属感提升至91%。西部国企以“红色工程师精神”为主线，梳理企业六十年创业史中的英雄人物与创业故事，制作系列微纪录片，并应用于新员工入职培训与年度表彰，员工敬业度提升了18个百分点。两个案例的共同经验是：文化育人不是另起炉灶，而是深挖既有资源、结合本土情境、强化参与体验，使主流价值“润物细无声”地渗入日常。

同时，考察也暴露出部分基层单位在制度保障上的短板：有的社区文化活动年年搞，但缺乏系统规划与评估手段，“效果好不好，全凭领导感觉”；有的企业将文化育人视作工会福利，与核心业务脱节。这提示我们，以文化人的质效提升并非单纯的技术操作，而是需要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整体定位、资源配置与评价体系进行深入改革。

结语

以文化人作为思想政治工作质效提升的内在逻辑，其核心在于实现主流价值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认同”、从“外部规范”到“内在自觉”的转化。实践中，必须摒弃形式主义、肤浅化倾向，真正回归文化的“人化”本质——通过优质内容的持续供给、沉浸场域的精心打造、长效制度的保驾护航，让文化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第二自然”。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关注数字技术带来的文化传播变局，以及不同行业、不同地域文化差异化关照等问题，持续探索以文化人机制的本土化路径。唯有如此，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在文化沃土上结出更丰硕之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