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其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国企中的战斗堡垒。群众组织力，特指党组织动员、凝聚、服务职工群众以实现共同目标的能力，是党的执政能力在基层的重要体现。随着国企改革步入深水区，混合所有制改革、市场化用工、数字化转型等深刻改变了企业内部的利益格局与劳动关系。在此背景下，党组织能否有效发挥群众组织力，直接关系到党的方针政策在企业的落地成效，也关系到职工队伍稳定与企业转型升级的顺利推进。然而，当前部分国企党组织在实际工作中仍面临组织动员形式僵化、利益协调机制滞后、情感凝聚效应弱化等突出问题，亟需在理论审视与实践操作层面加以厘清与改进。

二、群众组织力的核心内涵与国企特殊语境

群众组织力并非一个抽象的政治口号，而是包含政治引领力、利益协调力、价值整合力与关怀服务力在内的复合能力体系。在国企这一兼具经济属性与政治属性的特殊场域中，群众组织力的发挥面临双重约束：一方面，企业必须追求经济效益与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党组织必须坚守党的政治原则，保障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这要求党组织不能简单套用机关或事业单位的工作模式，而应将组织动员嵌入企业治理结构、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文化塑造的全过程。具体而言，国企党组织的群众组织力应当体现为：引导职工认同企业战略的政治引领力，在薪酬分配与岗位调整中维护公平正义的利益协调力，通过党建活动塑造共同价值观的价值整合力，以及关注职工急难愁盼的关怀服务力。

三、现实审视：组织力发挥的结构性障碍

从当前实践观察，国企党组织群众组织力的发挥至少存在四重结构性障碍。

第一，角色定位的模糊化。部分企业将党组织视为“行政的附庸”或“福利部门”，导致党组织在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决策中话语权不足，群众工作被简化为发放慰问品或组织文体活动。这种“去政治化”倾向削弱了党组织应有的领导力，使职工群众将党组织视为“可有可无的存在”。

第二，动员手段的行政化与低效化。不少国企党组织仍沿用“开大会、读文件、办讲座”的单一模式，缺乏对青年职工、技术骨干、劳务派遣工等不同群体差异化需求的回应。特别是在90后、00后逐渐成为职工主体的情况下，传统的科层式动员机制难以激发其参与热情，导致党组织活动参与度走低，甚至出现“任务式参会”的形式主义。

第三，利益协调机制的滞后性。国企薪酬制度改革、岗位竞聘、人员分流等敏感议题极易引发矛盾，但部分党组织缺乏有效的矛盾预警与协商化解机制。有的党组织为避免“惹麻烦”，在涉及职工合理诉求时选择回避或拖延，导致职工将不信任情绪从企业管理层转移到党组织身上。这种利益空转实际上掏空了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威信。

第四，数字化赋能的双刃剑效应。虽然不少国企建立了党建信息化平台，但部分平台沦为“通知栏”和“记录仪”，缺乏互动性与服务功能。有的企业强推线上学习与打卡，使职工产生对抗心理。数字化工具如果脱离服务群众的初衷，反而会加剧党组织与职工之间的疏离感。

四、问题溯源：组织惯性、官僚习性与制度摩擦

上述困境的根源可归结为三个层面。一是组织惯性使然。国企长期处于相对稳定的体制环境，部分党组织习惯于“上传下达”的工作方式，对市场化转型带来的新型群众关系（如平台用工、灵活就业）缺乏敏感度。二是官僚习性的侵蚀。少数党务干部将群众工作视为“仕途跳板”，重汇报、轻实效，习惯于以文件落实文件、以活动替代服务。三是制度摩擦的存在。国企党委会与董事会、经理层之间的权责边界尚存模糊地带，党组织在人事、薪酬等核心议题上的参与深度不足，导致其难以兑现对群众的服务承诺，形成“说了不算”的信用透支。

五、改进方向：构建嵌入式、服务型、智慧化的群众工作体系

提升国企党组织群众组织力，必须从理念重塑、机制创新与技术赋能三个维度协同推进。

（一）从“管理”转向“嵌入”：强化政治引领与利益协调的融合。党组织应深度嵌入企业治理结构，特别是在三项制度改革等涉及职工利益的重大决策中，建立“党组织前置协商”制度。工会干部、职工代表中的党员应发挥桥梁作用，在薪酬分配方案出台前通过职代会、恳谈会等渠道收集诉求，将群众的声音转化为政策的调整依据。同时，党组织要主动介入劳资争议调解，探索建立“党支部+矛盾调解室”的模式，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二）从“任务导向”转向“需求导向”：打造精准化、差异化的服务供给。针对不同职工群体的痛点设计活动载体。对青年技术骨干，党组织可以搭建“创新工作室”或“技能比武平台”，将组织关怀与职业发展绑定；对一线操作工人，聚焦通勤、子女入学、医疗互助等现实难题，建立“党员帮办”责任制；对劳务派遣工，着力推动同岗同酬、社保覆盖等权益落实。服务的核心不在于活动频次，而在于能否让职工感到“党组织真正在为我解决问题”。

（三）从“线下单轨”转向“数字融合”：构建有温度、高效率的智慧党群平台。利用企业微信、钉钉等现有工具，打造集政策解读、诉求反馈、心理疏导、活动预约于一体的数字平台。关键要避免“数字形式主义”，平台数据的后台分析应真正用于优化服务——比如通过高频诉求词云识别职工的集中焦虑点，进而调整党组织的工作重心。此外，可借鉴“网格化治理”经验，将党员编入虚拟网格，通过线上联系与线下走访相结合的方式实现服务全覆盖。

（四）从“情感维系”转向“价值共创”：培育企业与职工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组织应成为企业精神的塑造者，通过讲述“国企奋斗故事”、弘扬劳模精神，将个人成长、企业发展与国家战略有机串联。在重大攻坚项目、急难险重任务中，党组织要组织党员冲锋在前，以行动而非口号证明其先进性。当职工感受到党组织与企业共同为自身发展创造机会时，组织力便从外部强制转化为内在认同。

六、结语

国有企业党组织的群众组织力不是纸上谈兵的政治装饰，而是关乎国企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核心能力。面对职工结构之变、利益格局之变与技术生态之变，党组织唯有跳出形式主义的窠臼，真正回归“群众路线”的本源——俯身倾听、直面矛盾、精准服务、价值共鸣，才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在新时代的国企改革中重新赢得群众的信任与支持。这不仅是党建工作的专业要求，更是党在国有企业中长期执政根基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