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年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已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实践路径，各地党组织在网格化管理、红色物业、议事协商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初步构建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治理格局。然而，深入观察不难发现，在诸多制度设计落地过程中，群众参与度始终处于较低水平。不少社区活动“党员干、群众看”，议事协商“代表议、居民等”，志愿服务“组织推、群众应”。这种参与不足的现象，导致基层治理时常陷入“政府（党组织）买单、群众不买账”的怪圈，实质上是治理效能提升的核心瓶颈。基于此，本文旨在系统梳理群众参与不足的结构性成因，并从党建引领的动态视角提出针对性的优化思路。

二、群众参与不足的多重瓶颈分析

2.1 传统治理惯性与动员机制僵化

长期以来，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行政指令与组织动员的“自上而下”模式，党组织和居委会习惯于扮演“主导者”和“执行者”角色，群众则长期处于被动接受者的位置。这种“命令—响应”关系虽在应急状态下效率较高，但在常态化治理中容易弱化群众的主体意识。当党组织习惯于通过通知、要求、动员来推动工作，而群众未能在治理议题设定和决策过程中获得实质性参与空间时，参与行为便容易蜕变为一种象征性配合，甚至演化为对组织动员的“选择性躲避”。

2.2 参与渠道窄化与平台功能虚化

尽管“社区议事厅”“居民微信群”“书记接待日”等参与渠道已普遍建立，但现实中这些平台往往存在“有壳无核”的问题。一方面，部分线上群聊沦为通知发布栏，缺乏双向互动；另一方面，线下议事活动频次低、议题由上级指定，群众真正关心的物业纠纷、公共空间改造、邻里矛盾等复杂议题难以进入正式议程。参与渠道的封闭性和形式化，直接导致群众“想参与但找不到入口”，或者“参与几次发现没用”的恶性循环。

2.3 激励机制缺位与参与成本不对称

从理性选择的角度看，基层群众的参与行为受到成本—收益预期的显著影响。在现有制度安排中，参与议事、志愿服务等活动往往需要群众投入时间和精力，但回报多表现为精神层面的荣誉或行政认可，缺乏与群众切身利益直接挂钩的经济激励或资源倾斜。同时，参与决策的后续执行若缺乏闭环反馈机制，群众的建议无法转化为可见的治理改善，参与的成本便被放大，“搭便车”行为自然成为多数人的理性默认策略。

2.4 社会资本薄弱与信任碎片化

基层社区本质上是异质性较强的社会空间，相较于传统熟人社会，现代城市社区中居民之间缺乏深度交往和共同记忆。社会资本的薄弱导致集体行动困境突出：群众之间缺乏合作基础，群众与基层党组织之间亦存在一定程度的信任鸿沟。部分群众对党组织推动的共治项目抱持“观望”甚至“质疑”心态，担心参与后被分配过多责任或权益被挤占。这种社会信任的碎片化，使得党建引领在启动群众参与时面临“第一公里”难题。

三、党建引领视角下的优化思路

3.1 从“行政式动员”转向“协商式内嵌”

破解参与不足的关键在于真正将群众的关切嵌入治理全过程。党建引领不应仅仅是组织任务的落实，更应转化为利益表达与整合的枢纽机制。具体而言，基层党组织可以通过搭建“议题征集—需求排序—协商共议—执行反馈”的闭环流程，让群众从一开始就参与治理议题的甄选。例如，在老旧小区改造、垃圾分类站点设置等具体事项上，由支部牵头组织群众进行“基层民主恳谈”，并赋予群众一定的否决权与优先裁决权。这种内嵌式的参与，能够显著提升群众对治理事项的“拥有感”，进而激发主动参与意愿。

3.2 重构参与网络的“毛细血管”

针对渠道窄化问题，应当在巩固传统议事会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参与网格延伸到楼栋、单元甚至线上场景。基层党组织可以发挥轴心作用，培育“党员楼栋长”“社区议事代表”“兴趣社团党支部”等多元节点，将参与通道具象化、日常化。例如，推行“党员联系户”制度，实现党员与普通群众之间的“一对一”或“一对多”挂钩，沟通由被动等待变为主动穿梭。同时，开展线上线下融合的“微议事”机制，使群众足不出户即可发声、投票、监督，降低参与门槛。

3.3 建立精准化的激励闭环

重建激励结构是推动群众从“旁观者”转变为“共建者”的重要杠杆。除了延续党员积分制、优秀志愿者评选等传统手段，更应探索将参与行为与群众实际利益挂钩的路径。例如，建立社区“时间银行”或“治理积分”体系，群众参与议事、志愿服务或贡献建议均可兑换物业费减免、社区公共服务优先使用权、邻里互助资源等。此外，应强化反馈激励机制：对于群众提出的合理化建议，须在规定时限内给予实质性回应，并以公示形式明确后续落实责任，确保“凡事有交代、件件有回音”，通过可见的治理成效正向激励后续参与。

3.4 以信任重建为基，培育公共精神

社会资本的积累无法短期完成，但基层党组织可以通过持续的制度化交往来加速信任的重塑。具体而言，可主动策划一批“低门槛、高频次”的社区活动，如“端午百家宴”“社区电影节”“亲子公益市集”等，让邻里之间在非正式交往中建立情感联结。在此基础上，党组织再逐步引导群众接触公共事务讨论、共治规则制定等进阶事项。同时，在议事和决策过程中要严格遵守程序正义，党员代表要以自身行动展示公平、公开、诚信的原则，以组织信任带动人际信任，继而生成公共责任意识。

四、结语

群众参与不足始终是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层制约因素，但这一问题绝非不可破解。从本质上看，它反映的是治理逻辑和治理关系的历史性错位：当基层党组织的行动逻辑仍然偏重于行政延伸，而群众的需求逻辑却日益个性化、精细化发展，两者之间的对接便容易出现裂痕。破解这一裂痕，党建引领的切入点不应是“用组织力量替代群众力量”，而应是“用组织智慧激发群众力量”。只有通过制度化、精细化与内生化的路径设计，让群众在真实受益、真实决策、真实共情中认可参与的价值，“党建引领”才能真正成为撬动基层善治的动力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