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随着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的历史性转移，农村社会的价值观念、精神风貌与文化生态正经历深刻重塑。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最后一公里”，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承担着凝聚共识、引领风尚、激发内生动力的重要使命。然而，传统思政工作模式在乡村语境下面临话语悬浮、载体老化、主体缺位等现实困境，其核心症结在于“教”与“化”的脱节。在此背景下，“以文化人”作为一种柔性、浸润式、内生性的治理路径，提供了破题的关键切口。它强调将政治引导、道德教化与价值塑造嵌入乡村日常生活与在地文化肌理，通过文化场域的重构实现思想共识的隐性达成。本文尝试在乡村建设行动的整体框架下，系统审视“以文化人”的深层逻辑，并从主体、内容、载体与机制四个维度提出优化思路，旨在为新时代农村思政工作的效能提升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启示。

一、从“教化”到“涵化”：重新理解“以文化人”的乡村逻辑

农村思政工作的根本任务在于培育具有现代公民意识与乡土情怀的新型农民，而“以文化人”的核心在于通过文化的渗透、感染与滋养，使主流价值内化为乡村社会的情感认同与行为自觉。与单向度的“教化”不同，“涵化”更强调文化的双向互动与潜移默化。在村庄熟人社会中，任何外部价值输入都必须经过本地文化基因的“过滤”与“转译”，才能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生根。这意味着，农村思政工作不能只靠政策宣讲、标语张贴或会议传达，更需依托节庆民俗、宗祠文化、村规民约以及口述历史等在地文化载体，让抽象的理想信念转化为可感可知的生活逻辑。当前的误区在于，部分实践将“以文化人”窄化为“搞文艺活动”或“建文化墙”，忽略了文化浸润背后的人际交往、情感联结与价值认同机制。实际上，只有当思政内容嵌入乡村的公共生活、礼俗秩序与代际传承之中，它才能真正从“外部输入”走向“内部生长”，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认同的质变。

二、激活主体：构建多元协同的“文化育人”共同体

“以文化人”的效能实现，首先取决于“谁来做”以及“以谁为主体”。传统乡镇宣传委员与村干部构成的“单兵作战”模式，在资源有限、事务庞杂的基层往往力不从心，且容易因行政化色彩过重而被村民视为“官方说教”。优化方向在于构建一个由政府主导、村民主体、乡贤参与、社会力量协同的多元育人网络。一方面，要深度挖掘乡村内部的文化能人，如退休教师、非遗传承人、德高望重的长者以及返乡创业的青年，他们本身就是“活的文化载体”，其言传身教比任何宣教都更具穿透力。另一方面，驻村工作队、大学生村官以及各类专业社会组织，应当扮演“催化剂”角色，帮助村民识别、整理和转化本地文化资源，而非越俎代庖地替代乡村的文化生产。更为关键的是，必须确立农民在“以文化人”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不是把他们当作被教育的对象，而是视作文化创造与价值实践的主体。通过培育村民自治组织、文化志愿团队以及“新乡贤”群体，将思政工作的触角真正延伸到田间地头与农家院落，让“人”成为承载主流价值最活跃的介质。

三、内容再造：实现主流价值与乡土智慧的有机融合

内容的有效性决定“以文化人”的吸引力。当前农村思政教育的一个普遍痛点在于内容上的“上下一般粗”，即简单复制城市或机关的话语体系，缺乏对乡村文化心理与接受习惯的应有关照。真正的“以文化人”，要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宏大叙事，转化为与村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小道理”“家常话”。可操作性的路径是：深入挖掘乡土文化中蕴含的道德规范、生态智慧与互助传统。例如，将“诚信友善”融入乡村商业交往中的“赊账”习俗与口头契约，将“和谐共生”嫁接于传统农耕中的“二十四节气”生态伦理，将“爱国爱家”具象化为对家族源流、村史变迁的集体记忆。这种“基因式”嫁接，不是对传统的简单挪用，而是在现代语境下的创造性转化。同时，需警惕两种极端：一是“去政治化”，只讲乡愁不讲引领，导致思政工作丧失方向感；二是“贴标签式”的硬性嫁接，让文化沦为价值宣传的尴尬道具。内容再造的成败，取决于能否找到主流价值与乡土逻辑之间真正的“最大公约数”，并通过村民惯用的叙事方式加以呈现。

四、载体升级：从物理空间到数字场景的场景化转型

文化认同的形成高度依赖特定场景。在移动互联网深度渗透的当下，农村青年的信息获取与社交互动已大量转移至线上。这意味着，“以文化人”的载体配置必须实现从“祠堂礼堂”到“云端指尖”的立体化扩展。在线下，应盘活并升级现有公共文化设施，如村史馆、农家书屋、文化广场以及闲置的旧祠堂、老戏台，将其改造为兼具仪式感与日常性的“思政微空间”。例如，定期举办“村史讲堂”“家风故事会”以及“乡贤对话”等活动，让空间本身成为孕育共同体意识的场域。在线上，短视频、微信公众号以及本地化的社交群组正成为新的“舆论场”。应鼓励村民用乡音、乡景、乡事创作正能量内容，培养一批具有较高政治素养与文化自觉的“乡村网红”或“农民主播”，以“同辈影响”替代“单向灌输”。更具创新价值的载体是数字化的“乡村记忆工程”，通过口述影像、VR村史、数字家谱等形式，将抽象的价值观念转化为可检索、可互动、可传播的数字遗产。载体升级的核心并非追求技术炫目，而是让每一个载体都成为价值“涵化”的触媒——无论线上还是线下，都应致力于缩短思政内容与村民日常生活的“心理距离”。

五、机制创新：建立融合价值彰显与内生激励的长效保障

当前农村“以文化人”工作的一大困局是“运动式”推进后劲不足，活动开展时轰轰烈烈，活动结束后则迅速沉寂。破解之道在于建立一套将文化实践与村民切身利益挂钩的常态化激励机制。一是将“文明积分”制度与乡村治理深度融合，通过“善行义举榜”“星级文明户”评选等形式，对“以文化人”实践中涌现的先进个人与家庭给予物质奖励、金融优惠或公共服务优先权，让“精神富有”在现实生活中产生“实用价值”。二是设立“乡土文化传承与创新基金”，以项目化方式资助村民自发组织的文化传承活动、民间工艺复兴以及村志编修等工作，变“要我参与”为“我要参与”。三是完善乡村文化人才的评价与晋升通道，让非遗传承人、民间艺人以及优秀的基层文化工作者获得与其贡献匹配的社会声望与经济回报。更深层的机制优化在于打破部门壁垒，将宣传、文旅、农业农村、组织等部门分散的资源整合为“一盘棋”，避免政出多门、资源浪费。只有让“以文化人”工作从“软任务”变为“硬指标”，并建立起可持续的资源供给与评估反馈体系，才能真正摆脱“走过场”的循环，使文化育人成为乡村振兴中一项基础性、战略性的长期工程。

结语

乡村振兴的深层动力，藏匿于广袤乡土的文化基因与价值认同之中。农村思政工作以文化人，本质是一场植根于乡村社会有机体的“灵魂工程”。它既不能脱离乡村的文化土壤进行生硬的植入，也不能在乡愁的浪漫想象中丧失政治引领的锐度。未来的优化方向，应当致力于将主流价值的“普遍性真理”与乡土社会的“地方性知识”进行创造性结合，通过激活主体、再造内容、升级载体与创新机制，构建一套兼具文化温度与价值力度的柔性治理体系。唯有如此，农村思政工作才能真正成为凝聚人心、涵养乡风、赋能振兴的内在驱动力量，让农村不仅在经济上富起来，更在精神上强起来，最终在文化的自觉与自信中完成乡村振兴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