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长期承担着价值传导、行为规范与社会联结的多重功能。然而，随着社会结构加速流动与个体价值取向日趋多元，传统以“通知—参与—考评”为闭环的创建模式，逐渐暴露出形式化、功利化与悬浮化等深层问题。部分创建活动因缺乏真正触及人心的情感介质，沦为机械的数据堆砌或流程展演，其最终培育公民道德素质与涵养社会文明风尚的初衷，在实施层面遭遇了显著折扣。对此，学界与实务界共同意识到：若要破解群众参与“走过场”、认同感“空心化”的困局，必须推动文明创建逻辑从“规则约束”向“情感感化”转型，以更具韧性的柔性介入，重塑个体与集体、认知与行为之间的有机连接。

一、情感感化的理论根基与创建活动的内在耦合

情感感化并非一种简单的情绪渲染或感性操控，而是一种基于“共情—理解—认同—行动”链条的心理转换机制。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审视，个体对公共规范与集体价值的遵从，往往历经“他律型服从—工具型内化—自觉型认同”三个阶段。传统文明创建活动大多停留在前两个阶段，依赖规章压力、奖惩刺激或社会评价来维持参与度。而情感感化作为第三个阶段的核心动力，强调的是通过唤起个体的道德情绪（如羞耻感、公正感、共情、自豪等），使其从被动遵从转向主动追随，实现“他者要求”与“自我意志”的有机融合。

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实践中，情感感化的耦合意义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情感可以软化规章制度的刚性边界，使道德要求以更具温度的方式抵达个体日常；其二，情感能够弥合抽象价值与具体生活之间的鸿沟，使“文明”不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可感知的关爱、信任与尊重；其三，情感具有天然的聚合效应，有助于在异质性社群中重建共同体的心理联结，为创建活动提供持续的内生动力。因此，将情感感化作为优化基层文明创建活动的方法论切入点，既是对“人本治理”理念的技术化落地，也是对实践中“重外在形式轻内在体验”之弊的精准纠偏。

二、当前文明创建活动中情感嵌入的结构性短板

客观审视现有创建活动，尽管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温情执法”“邻里互助”“文明家庭评选”等特色项目，但从系统化视角判断，情感感化的嵌入依然面临显著的结构性短板。

首先，活动设计存在“情感供给”与“真实需求”之间的错位。部分创建活动立意虽高，却未能充分筛选目标群体的情感敏感点。例如，某些社区开展的“文明养宠”倡议，采取上门签订承诺书、张贴警示标语的“冷启动”方式，不仅未能调动养宠群体的共情，反而引发“被规训”的心理抵触。若能在实施过程中引入“宠物邻里联欢会”“萌宠文明之星评选”等具有情感链接色彩的中介环节，则更有可能将约束性规范转化为共识性行动。

其次，评估体系过度依赖“单位时长”“参与人次”“材料厚度”等量化指标，情感效能的测量处于空白区域。一个典型现象是：某些街道为完成文明创建台账，大量组织“拍照即结束”的活动，参与者对活动内容并无实质记忆，更遑论道德情感的陶冶。这种“非情感化”的评估导向，倒逼基层执行者忽视情感投入的深度，转而追逐表面化的规模与频次，形成了“越差越赶、越赶越差”的恶性循环。

再次，情感资源的培育与再生缺乏制度性保障。基层社区中那些拥有较高公信力、善于人际沟通的“情感能人”——如资深网格员、楼栋长、离退休老干部——往往是推动情感感化的关键节点，但其介入通常具有高度个人化与偶发性。倘若没有一套将“情感劳动”可视化的支持机制，这些宝贵的情感资源将因持续性损耗而流失，难以在更广范围内复制与维持。

三、以情感感化为导向的创建活动优化策略

针对上述短板，本文提出三条相互支撑、层层递进的优化路径：

第一，搭建“情感剧本”，激活仪式化参与中的情境共鸣。文明创建活动不应是枯燥的规则宣导，而应转化为具有叙事逻辑与情感张力的公共仪式。例如，在垃圾分类推广工作中，可设置“家庭分类日记接力”环节：每户居民轮流记录一周的垃圾分类体会，并将其张贴在小区公共展板，其他家庭可以留言评论或点赞。这种设计将枯燥的行为训练转化为带有分享、等待、评价等情感波动的连续故事，参与者在“被看见”与“看见他人”中自然内化行为规范。关键点在于：活动设计者应当重点打磨那些引发“关键瞬间”的情境触点，如初次记录的担忧、收到点赞的欣喜、发现他人改进的激励等，而非单纯关注参与人数。

第二，重构“情感反馈”，实现从奖励驱动到意义赋能的转向。当前主流激励手段多集中于物质奖励或行政表彰，但这在情感动员上存在边际效用递减。情感感化强调的是一种“意义性反馈”：即参与者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他人、对社区产生真切的正面影响。社区可以在活动后收集“受益者故事”，例如，一位孤寡老人在参与“爱心结对”后写下的一段心里话，然后将这些故事以信函形式返回给参与者，同时举办“微小善意分享会”。这种反馈的价值在于它实现了情感的双向流动——付出者获得的是被认可、被需要的崇高情感体验，远胜于肥皂、大米等物资刺激。此外，社区可引入“文明积分赋值系统”，允许居民将其在创建活动中积累的“情感积分”兑换为社区公共空间的使用权（如优先使用活动室、获得庭院种植许可等），让文明行为转化为具有社会资本属性的“情感货币”。

第三，培育“情感枢纽”，构建可持续的情感支持网络。前已述及，基层情感资源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建议每个社区或创建单位建立“情感能人储备库”，并为其提供制度化赋能。具体操作包括：定期组织“共情能力工作坊”，提升网格员与楼栋长的情感识别与倾听技巧；设立“情感协调专员”岗位，专门负责记录、追踪与疏导参与者在活动过程中产生的积极或消极情绪；鼓励社区组建“真情故事采集队”，由居民志愿者定期采访、整理活动中的感人瞬间，形成社区内部的情感档案。这些机制虽难以直接量化产出，但其创造的信任氛围与归属感，将极大降低后续各类创建活动的动员成本。值得注意的是，培育情感枢纽应避免行政化干预过强，宜采取“支援而不干扰、引导而不替代”的柔性支持策略。

四、结语：从情绪卷入到文明自觉的螺旋上升

情感感化嵌入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本质，是一场从“行为规制”转向“价值认同”的治理逻辑跃迁。其核心挑战不在于如何设计更华丽的流程，而在于是否敢于承认：文明的真正根基，从来不是条令法规的强制效力，而是人与人之间因尊重、关怀、信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契约。当我们赋予创建活动以更细腻的情感神经，让参与者不再是被动接受的“客体”，而是情感投入与价值建构的“主体”，文明便不再是需要刻意维持的表面秩序，而成为个体内在的精神自觉。未来，随着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的提升，情感感化必将从一种局部方法上升为系统战略，在更广阔的文明创建场景中释放其持久而柔韧的真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