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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村级政工经验嵌入乡村治理的现状审视与优化进路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级政工经验嵌入乡村治理的现状审视与优化进路

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对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多元治理主体并存的格局下,如何激活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提升村级组织动员能力,成为乡村有效治理的关键。村级政工经验,作为党在长期农村工作中积累的政治领导、思想教育、群众动员与组织建设的系统性工作方法,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与组织韧性。然而,在乡村社会结构分化、利益诉求多元化的现实背景下,传统政工经验面临着与新的治理场景“耦合不足”的困境。因此,系统审视村级政工经验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探索其嵌入路径与优化策略,对于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村级政工经验的治理价值再审视

村级政工经验并非抽象的政治口号,而是包含了一整套可操作的工作机制与行为规范。其核心价值首先体现在“政治引领”功能上。通过党支部标准化建设、党员积分管理、主题党日等制度,村级党组织能够有效将国家意志转化为村民可理解、可参与的公共议题,从而在基层治理中确立政治方向。其次,政工经验中的“群众路线”方法论,如入户走访、民情恳谈、结对帮扶等,构成了常态化的社会沟通渠道,有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化解隐性矛盾。再次,政工经验内嵌的“榜样示范”与“组织动员”机制,如党员责任区、村民议事会等,能有效激活村庄内部的社会资本,将分散的个体资源转化为集体行动力。从治理效能角度看,这些经验在衔接国家政策与乡土社会逻辑之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润滑剂”与“粘合剂”作用。

二、现实困境:政工经验与乡村治理的脱嵌现象

尽管村级政工经验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与制度惯性,但在当前乡村治理实践中,其功能发挥面临着诸多挑战,集中表现为“脱嵌”现象。其一,“形式化”倾向明显。部分村庄将政工工作简化为表册填写、会议记录与材料归档,导致“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等制度流于形式,丧失了实质性的治理效能。其二,“行政化”挤压“政治性”。在上级任务层层加码的压力下,村级组织行政化色彩加重,政工干部疲于应付考核指标,对村民的主动联系与思想引导显著不足,政治动员功能被行政事务消解。其三,“代际断层”现象加剧。老一代农村党员对传统的谈心谈话、忆苦思甜等政工手段驾轻就熟,但面对年轻人、返乡群体等新阶层,政工话语体系与传播方式缺乏有效转化,难以建立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其四,“法治与德治衔接不畅”。部分地方在运用政工经验调解矛盾时,过度依赖人情关系或组织权威,忽略了程序正义与权利边界,导致治理行为缺乏法治支撑。

三、优化路径:嵌入式重构的四个维度

针对上述困境,应推动村级政工经验从“单向灌输式”向“嵌入式重构”转型,实现其与乡村治理体系的深度耦合。

(一)组织嵌入:从“悬浮”到“扎根”的机制创新
政工经验的发挥必须依托有力的组织体系。应推动党支部、党小组向自然村、村民小组、农民合作社、产业链等治理单元下沉。通过设立“党员中心户”“网格党小组”,将政工工作的触角延伸至村民日常生产生活的末梢。同时,创新“功能性党小组”设置,例如设置纠纷调解党小组、产业带动党小组、环境监督党小组,使党组织活动与村庄具体事务紧密结合,避免组织生活与治理实务“两张皮”。

(二)话语嵌入:从“政治术语”到“生活语言”的叙事转换
政工传播需适应乡村社会信息接收习惯的变化。应推动政工话语的“乡土化”与“青年化”改造。一方面,利用村规民约、乡贤文化、民间戏曲等载体,将政策方针、集体主义精神融入其中,实现道德教化与政治引导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积极运用短视频、公众号、村民微信群等新媒体工具,以直播议事、案例推送、情景短剧等可视化、互动化形式,构建新型政工叙事场景,提升对年轻群体的吸引力与影响力。

(三)服务嵌入:从“行政管理”到“需求响应”的功能转向
政工工作的生命力在于解决实际问题。应建立“需求导向型”服务机制,将政工走访与村民诉求收集、资源对接、矛盾化解深度整合。通过“微心愿”认领、党员代办、应急支援等方式,将政治引领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服务。当政工干部成为村民“办事找得到人、遇事说得上话”的可靠依托时,政治威信与组织动员能力便自然生成。此外,将积分制管理应用于党员服务评价,量化服务效果,形成正向激励闭环。

(四)技术嵌入:从“纸质台账”到“智慧治理”的工具升级
数字技术为政工经验的精准化、精细化提供了可能。应构建“数字乡村党建”综合平台,整合党员教育、民情采集、任务派发、进度追踪、效能评估等功能。通过大数据分析,识别村庄治理中的“痛点”与“风险点”,为政工干部提供决策支持。例如,基于村民参与度数据动态调整活动形式,基于矛盾调解记录预警潜在纠纷。技术的嵌入需遵循“减负而非增负”原则,避免数字化本身成为新的形式主义源头。

四、结语

乡村振兴既是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更是乡村治理体系的深层重构。村级政工经验作为一种宝贵的组织资源与治理智慧,不应被简单视为过时的历史遗产,而应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通过组织重构、话语转换、服务转型与技术升级的“四维嵌入”,政工经验能够有效克服形式化、行政化、断层化等弊端,重新焕发其在凝聚共识、化解矛盾、组织行动方面的核心价值。未来,乡村治理的现代化之路,必然是一条在党的政治引领下,将制度优势切实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只有推动政工经验与乡村社会实现内在的、有机的嵌合,才能真正构建起既充满活力又稳定有序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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