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末梢神经,其运行质量直接关乎政策落地的效度与群众对执政体系的认同感。近年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政治规矩”这一概念从高层政治语境逐步下沉至基层实践场域。然而,现实中部分基层单位对政治规矩的理解仍停留在“囿于红线”的消极规避层面,未能充分挖掘其作为治理资源的内生动力。本文尝试从功能作用与价值发挥两个维度,系统剖析政治规矩在基层治理中的深层逻辑,为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提供学理支撑。
一、政治规矩的约束功能:划定权力边界与行为底线
政治规矩的首要功能在于为基层权力运行提供明确的刚性约束。基层干部直面群众,手握行政审批、资源分配、矛盾调处等直接利益关涉权力。若缺乏规矩意识的刚性嵌入,自由裁量权极易异化为寻租空间。从制度经济学视角看,政治规矩是一种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相耦合的“准法律规范”,它通过党内法规、工作纪律、政治惯例等载体,清晰界定“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的行为边界。例如,在村级“三资”管理中,政治规矩明确要求集体资产处置必须经过“四议两公开”程序,这不仅是对程序正义的捍卫,更是对干部个人意志的理性规制。这种约束功能并非简单的“禁令清单”,而是通过反复执行内化为干部的职业道德自觉,从而降低基层交易成本,避免因权力任性引发的干群信任危机。
进一步分析,政治规矩还具备“防患于未然”的前置性功能。与事后追责不同,规矩的日常性约束能够阻断微小偏差的累积放大。基层工作中常见的“人情干扰”“变通执行”等问题,往往起始于对政治规矩的微妙突破。一旦规矩意识松弛,小问题便会沿着“破窗效应”的路径演变为系统性风险。因此,政治规矩在基层的约束功能实质是构建了一道“心理围栏”,使干部在决策时自动进行合规性校验,极大压缩了随意性操作的空间。
二、政治规矩的协调功能:整合多元主体与化解治理摩擦
基层治理涉及乡镇党委、政府、村(居)委会、社会组织、群众等多个主体,不同主体间的权责交叉、利益博弈容易导致治理碎片化。政治规矩在此扮演着“协同黏合剂”的角色。它首先确立了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通过“三重一大”决策规矩、请示报告制度等,将各主体统一纳入制度化的沟通框架。例如,在社区治理中,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与居委会之间的矛盾常源于职责边界模糊,而政治规矩中关于“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系列要求,明确了党组织统筹协调的法定程序,使相互推诿转化为协同共治。
更为深层的是,政治规矩能够消解基层治理中的非正式权力对抗。基层社会普遍存在宗族势力、地方派系等非正式网络,这些力量若缺乏规矩约束,极易与正式治理结构产生内耗。政治规矩通过强调“对党忠诚”“令行禁止”等原则,将干部从地方利益捆绑中剥离出来,使其回归公共身份。在征地拆迁、环保整治等矛盾高发领域,严格执行政治规矩有助于避免基层干部沦为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从而保障公共政策的公平执行。这种协调功能的实质,是通过政治规矩的权威性重置治理场域中的权力秩序,降低协作成本。
三、政治规矩的激励功能:激发担当意识与提升执行效能
约束与协调之外,政治规矩还蕴含着正向激励的价值维度。长期以来,对政治规矩的认知偏向负面制裁,忽视了它作为干部行为“导航仪”的作用。事实上,明确的政治规矩为干部提供了清晰的行为参照系——哪些探索是被允许的创新,哪些“变通”是踩红线的违规,这种透明性能有效缓解基层干部的“合规焦虑”。当规矩内容涵盖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大胆试错等正向条款时,政治规矩就从“不敢为”的桎梏转化为“敢作为”的护身符。例如,多地出台的“基层干部履职免责清单”,即属于政治规矩在激励层面的制度创新,它划定了改革创新与违纪违法的分界线,使干部在推动基层治理创新时更有底气。
更重要的是,政治规矩能够通过塑造组织认同来激发内生动力。基层治理面临任务繁重、资源匮乏、考核压力大等现实困境,单纯依靠物质激励难以持续。政治规矩所强调的“大局意识”“服务群众”等价值准则,若能与日常绩效评价、晋升选拔挂钩,便可转化为强大的精神驱动力。当规矩从外在约束内化为价值追求,干部便不再将工作视为责任负担,而是当作践行政治承诺的载体。这种由规矩触发的使命感,是提升基层治理执行效能的深层心理机制。
四、政治规矩的价值转化:从规则服从到治理信任
政治规矩在基层治理中的最终价值,在于实现从“规则服从”到“治理信任”的跃迁。群众对基层组织的评价,不仅取决于办事效率,更取决于对规则公平性的感知。严格执行政治规矩的基层组织,能够向群众传递“权力受约束、过程可预期、结果有公信”的稳定预期。例如,在扶贫资金发放、低保资格认定等敏感事务中,如果基层干部严守申报、审核、公示的规矩流程,即便最终结果与部分群众预期不符,后者也更容易接受,因为程序正义消解了对“暗箱操作”的猜疑。这种由规矩构建的制度信任,是基层治理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同时,政治规矩的价值还体现在对基层治理文化的重塑。长期浸润于规矩环境中的干部和群众,会逐渐形成“遵规守纪是常态、破坏规矩即越轨”的集体认知。这种文化一旦形成,便能以最小的治理成本维持秩序。基层协商民主、村民议事会等治理机制,正是依托政治规矩的刚性后台才能有效运转。当规矩从“领导要求”变为“群众习惯”,基层治理便从“压力型管控”转向“内生型善治”,实现政治规矩与基层民主的良性互动。
结语
政治规矩并非悬置在基层之上的抽象教条,而是嵌入治理肌理的活性要素。它在基层治理中既扮演着约束权力、整合利益的刚性框架,又蕴含着激励担当、培育信任的柔性价值。当前,基层治理面临的新挑战——如数字治理中的隐私边界、跨区域协同中的权责模糊——都需要政治规矩根据实践动态调适。唯有将规矩意识转化为治理能力,将制度刚性融入治理柔性,政治规矩才能从“兜底线”的工具升级为“提效能”的引擎,真正推动基层治理在秩序与活力之间实现动态平衡。这不仅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题中之义,更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微观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