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文化育人是新时代教育及组织管理领域的核心理念之一,强调通过文化浸润、价值引领与精神塑造来涵养人的全面发展。在高等教育机构、企事业单位乃至社会治理体系中,文化育人已从抽象的理念逐步转化为具体的实践范式。然而,理念的落地必须有坚实的人才队伍作为支撑。当前,“队伍”作为文化育人的载体和实践者,其建设质量直接决定了文化育人目标的实现程度。但现实情况中,队伍建设与文化育人要求之间仍存在显著张力——价值认同的离散、能力结构的错位、制度环境的迟滞等问题日益凸显。本文旨在对文化育人背景下的队伍建设进行系统审视,梳理现实困境、剖析深层成因,进而探索超越路径,以期为相关实践提供学术参考。
二、文化育人的内涵及其对队伍建设的新要求
文化育人的本质在于“以文化人”,即通过文化的传承、创新与内化,将核心价值、行为规范和审美取向转化为个体持久的精神气质与实践自觉。它区别于单纯的知识灌输或技能培训,更强调隐性教化、环境熏陶与主体建构的统一。在这一背景下,队伍建设不能再局限于传统的“选、育、用、留”技术流程,而必须升维至文化生态的营造层面。具体而言,文化育人要求队伍在以下方面实现根本性转变:第一,价值层面,成员需形成对组织文化的高度认同,并将之内化为自觉行动,而非仅靠制度约束;第二,能力层面,成员不仅要具备专业素养,更需拥有文化解读、传播与创新的复合能力;第三,结构层面,队伍应呈现多元包容、动态开放的形态,以适应文化育人的灵活性与情境性;第四,关系层面,队伍内部应建立基于文化共识的信任网络,替代等级化的权力结构。
三、当前队伍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
尽管文化育人的理念正在推广,但队伍建设的现实却呈现出多重困境。其一,价值认同碎片化。许多组织在引入文化育人框架时,未能有效整合多元文化资源,导致成员对核心价值理解不一,甚至出现“口号化”现象——文化理念高高挂起,行为层面各行其是。这种碎片化严重削弱了文化育人的内在凝聚力。其二,能力结构失衡。队伍中普遍存在“重业务、轻文化”的倾向,成员在文化敏感度、叙事表达及跨文化沟通等方面明显短板。尤其是基层管理者,往往缺乏将抽象文化理念转化为具体工作方法的实操能力。其三,制度环境滞后。现有评价体系仍以量化指标为主,忽视文化育人的长期性和隐性价值;激励机制未能充分关联文化贡献,导致队伍建设陷入“用短期考核测量长期效果”的悖论。其四,生态壁垒凸显。不同部门、不同层级之间文化氛围差异显著,信息流通不畅,文化育人的整体性被组织“碎片”所阻隔,难以形成协同效应。
四、困境的深层成因分析
上述困境并非孤立的操作失误,而是结构性、认知性与历史性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从结构层面看,传统科层制组织强调分工与垂直权力,与文化的横向渗透、自发生长特性存在天然矛盾。这种“机械式”结构阻碍了文化元素的自然流动,使队伍成为僵化的执行单元而非文化生态的有机节点。从认知层面看,管理者对文化育人的理解往往停留在“增加文化活动”或“张贴标语”的浅表层次,缺乏对文化作用机制的深刻认知,因而在队伍配置中忽视文化素养的权重。从历史层面看,许多组织长期受到工具理性主导,将效率与产出作为唯一标准,队伍建设的文化维度被长期边缘化。这种路径依赖使得即便在文化育人理念提出后,组织惯性依然顽固。此外,资源分配的短视倾向也是重要成因——文化育人的投入见效慢、难以量化,因此在优先序列中常被排挤,导致队伍的文化建设缺乏持续支撑。
五、优化路径与对策建议
破解文化育人背景下队伍建设的现实困境,需要从理念重塑、制度革新与生态营造三条路径协同发力。第一,理念重塑:从“任务导向”走向“文化自觉”。组织应明确文化育人的战略地位,将队伍建设的目标从培养“胜任者”提升为培育“文化使者”。管理者需带头进行文化反思与实践,以言传身教打破价值观的碎片化。第二,制度革新:构建文化驱动的评价与激励体系。引入“文化贡献度”指标,将文化传承、创新与扩散纳入绩效考核,同时建立柔性激励制度,对在文化育人中表现突出的团队和个人给予认可。在选人用人环节,增设文化素养测评,确保队伍的文化底基。第三,生态营造:打破壁垒,构建文化共同体。通过跨部门协作项目、文化工作坊、导师制等机制,促进不同层级、不同专业背景成员之间的文化互动;利用数字化平台建立知识共享与价值传播网络,使文化育人渗透到日常工作之中。同时,应设立“文化缓冲期”,允许队伍在试验中调整,避免急于求成导致水土不服。此外,外部资源引进与内部挖掘并举,丰富队伍文化生态的多样性。
六、结语
文化育人是根植于实践的系统工程,队伍建设则是其基石与引擎。现实审视表明,当前队伍的价值离散、能力错位与制度滞后已构成制约文化育人深化的瓶颈。然而,困境本身也蕴含着突破的契机——唯有直面结构惯性、刷新认知范型、重塑制度环境,才能完成从“机械组合”到“文化有机体”的蜕变。超越之路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组织保持战略定力,在长期试错中积累文化资本。最终,当队伍中的每个个体都能成为文化的承载者与创生者时,文化育人的理想才能真正照进现实,进而推动组织乃至社会迈向更高阶的文明形态。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不同类型组织文化育人的差异化路径,以及队伍建设中微观互动机制的文化效应,以丰富这一领域的理论图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