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随着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的蓬勃发展，以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络主播等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迅速壮大。不同于传统劳动关系的稳定与明确，新就业形态呈现出劳动关系模糊化、用工形式灵活化、工作场景离散化等显著特征。这种结构性变化深刻改变了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格局，也使得职工诉求表达机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当传统的工会组织、信访渠道、劳动监察等制度安排难以有效穿透数字化的用工界面时，劳动者的真实诉求如何被听见、被回应、被解决，已成为影响劳动关系和谐与社会治理效能的关键议题。本文旨在系统梳理新就业形态下职工诉求表达的多维问题表征，并在此基础上探求具有可操作性的改进方向。

一、制度性嵌入不足：传统诉求渠道的结构性失灵

传统职工诉求表达主要依赖具有固定雇佣关系的组织化渠道，如企业内部工会、职工代表大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等。然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作关系往往呈现“去组织化”特征。他们与平台之间通常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劳动关系，而是被界定为“合作关系”或“劳务关系”，使得他们被排斥在传统劳动法律保护的框架之外。在此背景下，企业内部的工会组织覆盖率极低，即便存在，也常常因缺乏与平台企业的实质性谈判能力而流于形式。同时，个体劳动者因缺乏集体身份标识，难以启动集体协商程序，导致其诉求在制度层面失去了有效的出口。这种制度性嵌入的不足，使得劳动者在面对算法规则变更、薪酬核减、安全保障缺失等问题时，往往陷入“有苦无处诉”的困境。

二、算法集权下的表达抑制：数字权力的不对称困境

在新就业形态下，平台算法承担了调度、评价、奖惩、解约等管理职能，实质性地替代了传统管理层的人力决策。这种“算法集权”不仅提高了管理效率，更重塑了权力的运行逻辑——规则由代码书写，裁决由系统执行。劳动者面对的是冷冰冰的数据模型，而非具体的管理者。这种非人的决策机制导致了诉求表达的“对象模糊化”：当骑手因超时配送被扣款时，他无法像在传统工厂一样去找班组长或车间主任理论，只能面对App界面中客服的标准化回复。更为关键的是，算法规则的不透明性使得劳动者无法验证决策依据的合理性，从而产生了“表达无力”感。即便劳动者尝试通过平台内置的申诉渠道发起诉求，往往也因为举证困难、程序繁琐、反馈周期长而挫伤其表达积极性。久而久之，劳动者倾向于选择沉默或直接退出，而非积极表达不满。

三、离散化个体与集体行动的困境：原子化表达的局限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作模式天然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高度离散性。网约车司机在不同区域接单，外卖骑手穿梭于不同商圈，彼此之间缺乏稳定的物理接触点。这种工作形态极大削弱了传统集体行动的社会基础——共同的车间、固定的工位、相近的下班时间等。劳动者更多地是作为相互孤立的“原子化”个体面对平台。在此背景下，集体性的诉求表达方式如罢工、集体上访等面临巨大的组织成本和法律风险。而个体化表达则因力量微弱、影响力有限，很难引起平台企业和社会舆论的充分重视。即便部分劳动者转向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公开渠道曝光问题，这种表达方式也多带有偶发性、情绪化和事件驱动特征，难以形成持续性的制度改进压力。

四、数字鸿沟与心理授权落差：弱势群体的表达壁垒

新就业形态的用工群体中，包含了大量受教育程度较低、年龄偏大、数字化素养不足的劳动者。这部分劳动者不仅在工作过程中面临信息获取不对称的问题，在诉求表达上也处于显著的弱势地位。面对平台复杂的申诉规则、电子化的证据提交流程、法律化的术语表达，他们往往感到无从下手。此外，长期的边缘化体验和相对于平台资本的弱势地位，使得不少劳动者在心理上形成了“表达无效”的预设，即认为即便说出真实想法，也不可能改变现状。这种“心理授权落差”直接抑制了其主观表达意愿。大量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发现，许多骑手和司机的真实诉求并非不存在，而是被掩埋在“说不清”“不会说”“说了也没用”的消极心态之下。

五、改进方向：从制度补位到能力建设

基于上述问题表征，改进新就业形态下职工诉求表达机制，需要从多个维度同时发力。首先，在制度建设层面，应加快推动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的实质性保护范围，明确平台企业的用工责任边界，并探索建立适应灵活用工特点的“类集体协商”机制，如由行业协会、地方工会与平台企业定期开展针对薪酬结构、算法规则、劳动安全的协商对话。其次，在技术赋能层面，应推动平台企业建立透明化、人性化的算法申诉机制，确保劳动者的诉求能在公开、公平的程序中得到反馈和处理。平台可引入第三方监督机制，定期公示投诉类别与处理结果，以增强制度公信力。再次，在渠道创新层面，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搭建便捷、低门槛的诉求表达入口，如开发语音识别申诉功能、建立社群化维权支持网络等，降低“数字鸿沟”带来的表达壁垒。最后，在组织建设层面，应积极探索在平台经济领域创新工会组织形式，如推行“虚拟工会”或“行业工会”模式，通过线上组织、灵活入会的方式，将离散化的劳动者重新纳入一种新型的集体利益表达轨道，扭转“原子化”困境。

结语

新就业形态的蓬勃兴起是技术进步与经济结构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带来了效率的提升和就业的弹性，但也催生了劳动权益保障的新难题。职工诉求表达机制的失效，表面是流程不畅或技术短板，实则反映了传统劳动关系治理体系与数字时代用工模式之间的深层张力。破解这一难题，不能寄望于简单回归传统劳动关系的管理逻辑，而必须在制度、技术、组织、心理等多个层面进行系统性调适与创新。唯有让每一位劳动者的话语都能被有尊严地倾听、有分量地回应，才能在新就业形态的转型期，真正构建起劳资和谐、公平正义的劳动治理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