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也是感知群众需求、回应群众关切的最前沿阵地。随着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度调整、思想观念日趋多元，传统的“大水漫灌”式群众工作方法已难以有效覆盖差异化、个性化的群众诉求。如何从“粗放供给”转向“精准滴灌”，提升群众工作的针对性，成为新时代社区治理亟需破解的实践命题。本文基于近年来多地社区治理的典型案例观察，尝试从需求识别、资源配置、机制建构等维度，剖析群众工作针对性不足的深层原因，并探索其优化路径，以期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提供可资借鉴的实践思考。

二、需求分化与精准识别：群众工作针对性的逻辑起点

社区治理实践表明，群众需求的异质化程度远超预期。同一社区内部，老年群体对助餐、医疗、文娱活动的需求，与青年群体对就业创业、子女托管、数字技能培训的需求往往形成显著差异；老旧小区居民对基础设施改造、物业管理的诉求，与新建商品房小区居民对业委会建设、公共空间营造的关注点也大相径庭。然而，部分社区仍习惯于采取“一刀切”的服务供给模式，导致资源错配与效能折损。例如，某社区统一为全体居民举办健康讲座，但实际到场率不足30%，而同一社区针对双职工家庭开设的“四点半课堂”却因名额有限而供不应求。这一反差清晰揭示：缺乏精细化的需求识别机制，群众工作便如同“盲人摸象”，难以真正触及痛点。

在另一典型街道调研中发现，该街道通过建立“网格员+楼栋长+居民代表”的立体化信息采集网络，并引入“民情档案”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了对辖区内每户家庭基本情况、主要诉求、特殊困难的全量记录与动态更新。基于此，社区能够将居民划分为“重点关注群体”“一般服务群体”“潜在参与群体”等不同类型，并据此匹配差异化的服务项目与沟通策略。这一做法表明，群众工作针对性的提升，首先依赖于从“模糊判断”向“数据画像”的认知跃迁。唯有在动态中精准掌握“谁在关注什么、谁需要什么”，后续的资源配置与行动干预才能有的放矢。

三、资源下沉与供需匹配：社区治理中的实践创新

需求识别之后，如何实现资源与需求的精准对接，是群众工作针对性的核心环节。实践中，一些社区探索出富有成效的资源整合与供给模式。例如，某沿海城市社区推行“点单—派单—接单—评单”的闭环服务机制。居民通过线上平台或线下“心愿墙”发布具体需求，社区汇总后分类“派单”至具备相应能力的驻区单位、社会组织或志愿者团队，服务完成后由居民进行满意度评价。这一机制打破了传统行政主导的单一供给模式，将群众需求与分散的社会资源高效链接，显著提升了服务的匹配度与响应速度。数据显示，该平台上线一年后，居民服务满意度上升了22个百分点，重复投诉率下降了35%。

另一值得关注的案例是中部某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的群众工作实践。面对改造内容众口难调的局面，社区并未采用统一施工方案，而是组织多轮“院落议事会”，将改造项目拆解为“基础项”“提升项”“个性项”三类，由居民以楼栋为单位进行民主投票选择。最终形成的改造清单既涵盖了防水、管线等普遍关切的基础问题，也为不同的楼栋预留了加装电梯、增设晾晒区、打造微花园等差异化空间。这种“菜单式”供给模式，实质上是对群众需求的深度尊重与精细回应，其成功表明：针对性的群众工作，并非要求政府“包打天下”，而是在搭建好制度平台与规则框架后，将选择权、参与权还给群众，让供需匹配在协商互动中自发实现。

四、针对性不足的深层成因：机制障碍与能力短板

尽管涌现出诸多有益探索，但就整体而言，群众工作针对性不足的问题仍具有普遍性。其成因可从机制与能力两个维度加以审视。从机制层面看，部分社区的考核导向依然偏向“活动数量”“台账厚度”等显性指标，而对群众真实的获得感、满意度缺乏有效测量与刚性约束。这导致基层干部倾向于组织“场面大、好留痕”的活动，而非解决“小众但紧迫”的个体诉求。同时，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资源在社区层面的统筹使用，不同部门之间信息孤岛现象依然突出，加剧了供需错位。例如，民政部门掌握的困难群体数据与卫健部门掌握的慢性病患者数据若不能打通，社区便难以对独居患病老人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医养结合”服务。

从能力层面看，部分基层干部习惯于“等任务、听指令”，缺乏主动感知群众情绪、挖掘潜在需求的专业能力。尤其是在应对网络舆情、处理群体性利益冲突等复杂情境时，传统的“讲道理、送温暖”方式往往显得力不从心。此外，随着新业态从业者、外籍居民、流动人口等新兴群体不断涌入社区，其语言习惯、文化背景、维权方式均呈现出新的特征，基层工作人员若不能及时更新知识结构、掌握沟通技巧，便极易在工作中出现“隔靴搔痒”甚至“南辕北辙”的尴尬。换言之，群众工作的针对性不仅依赖于制度设计的完善，更仰赖一线工作者将“群众需要什么”置于“我能提供什么”之前的思维转换与能力重塑。

五、优化路径：制度赋能与技术赋能的协同推进

提升群众工作的针对性，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制度创新与技术手段的双轮驱动。在制度赋能层面，应加快构建以群众满意度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将“解决实际问题率”“诉求回应及时率”等指标纳入绩效考核，倒逼基层工作从“对上负责”转向“对下负责”。同时，要完善社区层面的议事协商机制，规范“居民提案—民主表决—公开监督—结果反馈”的全流程程序，使群众的意愿表达能够有效转化为社区治理的具体行动。此外，还应推动民政、卫计、人社等部门的数据资源在街道（乡镇）层面实现互联互通、授权使用，为社区精准画像提供数据底座支撑。

在技术赋能层面，数字技术的嵌入为提升群众工作针对性开辟了新空间。依托智慧社区平台，社区可以实现政策信息的精准推送，例如针对适龄入学家庭定向发送学区政策，针对退休人员定向推送养老金认证通知，避免信息轰炸造成的“信息疲惫”与“实质无感”。人工智能辅助分析技术可用于识别投诉热词、预判矛盾焦点，帮助社区将有限的精力优先投入到最紧迫的群众关切上。但需要指出的是，技术是手段而非目的，过度依赖算法而忽视面对面沟通，可能会导致人文关怀的缺失。因此，理想的路径是构建“线上精准识别+线下深度服务”的融合模式，既利用技术提高效率，又通过人本互动加固信任。

六、结语

群众工作的生命力在于“见人见事见真情”，其针对性的提升本质上是治理逻辑从“管理方便”向“服务精准”的深刻转型。基于社区治理案例的实践观察，我们不难发现：凡是群众获得感强、满意度高的社区，无一不是在需求识别上做到了“细微处见真章”，在资源供给上实现了“差异化里显公平”。面对新时代群众工作对象、内容、环境的深刻变化，唯有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象化为一条条可操作、可评价的实践机制，方能真正打通基层治理的“最后一米”。未来，应持续推动制度创新与技术应用的深度融合，让群众工作有温度、有精度、更有实效，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奠定坚实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