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构建过程中，群团组织作为党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其政治教育功能亟需在协同育人框架下重新定位。当前，高校、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面临主体分散、资源割裂、实效不足等结构性困境，而群团组织因其覆盖广泛、贴近群众、组织灵活等天然优势，恰好构成弥补上述缺陷的关键变量。共青团、工会、妇联等群团组织并非教育行政体系的附属工具，而是具有独立政治动员能力与情感联结功能的协同主体。探明群团组织在政工协同育人中的价值支点，实质是回应如何将政治引领内化为群众自觉行动的深层命题。

一、群团组织在政工体系中的结构性定位与功能互补逻辑

政工协同育人需要多主体在育人目标、资源配置与行动策略上形成有机耦合。群团组织在此系统中的独特价值源于其三重结构性特征：第一，群众性基础确保政治教育对象的广泛覆盖。与行政体系依赖组织层级的传导逻辑不同，群团组织通过兴趣社团、志愿服务、行业工会等近缘网络实现对不同群体的精准触达。第二，中介性位置赋予其缓冲与转译能力。群团组织能够将宏观政治话语转化为群众易感知的生活化议题，例如将“四个自信”具体化为工匠精神传承案例或青年创业故事，从而降低政治认同的认知壁垒。第三，行动性资源提供持续教育载体。通过组织劳动竞赛、公益实践、青年论坛等动态活动，群团组织使政治教育从单向灌输转向参与式体验，这与以讲座、考试为主的学科化育人模式形成显著互补。

从功能耦合角度观察，群团组织的协同价值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弥合思想政治工作的系统性断裂。当课堂教学偏重理论阐释时，群团组织通过社会实践环节提供具身认知场景；当企业思政教育缺乏群体动员抓手时，工会可依托职工文体活动嵌入价值观引导。二是激活基层治理中的教育效能。社区妇联组织的家风建设活动、共青团主导的社区治理志愿项目，实质是将政治教育嵌入日常生活秩序，实现隐性育人。三是构建动态反馈机制。群团骨干直接接触基层群体，其收集的思想动态信息能够反哺育人方案优化，避免政工体系陷入闭门造车的窘境。

二、协同育人视域下群团组织的核心价值维度

群团组织的价值发挥不能停留在工具性功能表述层面，而需挖掘其作为政治社会化中介的深层育人逻辑。第一重价值体现为政治认同的情感转化机制。群团活动天然的互动性、仪式感与归属体验，有助于将抽象的政治符号转化为具象的情感记忆。例如工会组织的“劳模事迹巡讲”通过榜样故事的叙事张力，在听众心中建立对奋斗精神的接受链条；共青团“青年大学习”中的知识竞答与讨论环节，则通过群体互动强化理论内化。这种情感认同机制补充了政策宣讲的认知局限性，使政治教育从被动服从转向价值认同。

第二重价值在于承担跨部门协同的粘合功能。不同育人主体（如学校、家庭、企业、社区）因隶属关系差异，往往陷入条块分割。群团组织因其社会网络纵横交错的特点，能够串联分散资源。例如工会与学校合作开展“工匠进校园”活动，打通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的隔阂；共青团依托“青年之家”平台整合社区、高校与企业资源，构建实践育人生态链。群团组织在此过程中并非简单的信息传递者，而是通过项目共建、阵地共享、标准共议等机制，促成育人主体的实质性协作。

第三重价值指向育人场景的延展与再造。传统政工教育多限制于教室或会议室等制度化空间，而群团组织推动教育场景向生产一线、社区楼宇、网络社群延伸。例如妇联利用短视频平台开展家风微课程，以碎片化内容适配当代人的注意力特征；工会将安全生产教育嵌入班组晨会，把政治要求融入具体作业规范。场景的多元化消解了教育过程中的权力距离感，使政治话语更易于被不同文化群体接受。

三、价值实现路径：制度化、项目化与数字化三重驱动

群团组织协同育人价值的发挥需要突破传统路径依赖，构建适应现代治理需求的驱动机制。制度化建设是首要保障。应明确群团组织在育人联席会议制度中的法定席位和职权边界，建立群团组织参与育人规划、考评、督导环节的常规通道。例如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评估体系中，可以纳入共青团第二课堂成绩单的权重；在企事业单位绩效考核中，将工会组织职工思政教育活动的实效列为指标。这种制度化设计既能避免群团工作边缘化，又能防范主体责任悬置。

项目化运作构成价值转化的核心载体。群团组织需从“活动思维”转向“项目思维”，针对不同群体的需求痛点设计教育项目。例如面向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可设计“云上学堂+权益服务”复合项目，将政策宣讲、技能提升与维权服务打包交付；针对农村留守妇女，妇联可开发“庭院经济+政策渗透”项目，将乡村振兴战略融入实际帮扶。项目化运作的优势在于：目标可量化、资源可调配、成效可追踪，从而告别过去群团工作“一阵风”式的低效循环。

数字化赋能是不可回避的变革方向。当前群团组织普遍存在触网能力薄弱、平台黏性不足等问题，亟需借助数字工具实现教育方式的迭代。例如开发智能化的政治理论学习积分系统，利用算法推荐匹配不同人群的关注热点；搭建群团联动的云服务平台，共享典型案例库、虚拟展馆等教育资源；借助社交媒体开展分众化传播，通过“青年UP主宣讲团”等新型载体降低理论传播门槛。需要警惕的是，数字化不是唯技术论，而是要以强化群团组织的群众触达能力为根本目标。

四、需警惕的潜在风险与应对策略

群团组织协同育人的价值发挥可能遭遇若干生成性张力。第一是形式化风险，即群团活动沦为追求数据好看的面子工程。对策在于建立过程性评价机制，将服务对象的真实参与度、思想转化率而非活动场次作为核心绩效变量。第二是行政化倾向，部分群团组织过于强调配合上级要求，丧失自主设计教育议程的空间。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推动管理方式的扁平化改革，赋予基层组织更多资源调配和方案创新自主权。第三是协同失衡问题，群团组织在跨部门协作中可能因话语权不足而被边缘化。完善协同法治保障，对群团组织在育人链条中的职责、权限和资源分配进行框架性界定，是消解此矛盾的优先选择。

结语

群团组织在政工协同育人中的价值再发现，本质上是一次政治教育范式的微观革命：从注重灌输转向注重嵌入，从依赖权威转向依托关系，从追求整齐划一转向承认差异并分类施策。在未来的治理实践中，群团组织不应止步于填补缺位的配角定位，而应作为政治教育规律的探索者、群众工作方法的创新者，在协同育人的宏大叙事中释放更纵深的社会化教育能量。唯有当群团组织的群众性、政治性与教育性实现深度叠合，协同育人的制度优势才能真正转化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际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