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的当代中国，社区已从单纯的地域单元演变为集治理、服务、认同于一体的社会基本单元。社区党组织作为党在城市基层的执政根基，其群众组织力直接关系到党的政策能否落地、居民诉求能否回应、共同体意识能否凝聚。然而，在当前基层治理实践中，社区党组织面临“声音传递不出去、资源调动不起来、人心凝聚不住”的结构性困境。群众组织力的弱化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制度惯性、资源约束、能力错配与关系疏离等多重因素叠加下的系统性挑战。如何破题，已成为新时代城市基层党建绕不开的核心命题。
二、组织力的“空心化”：难点问题的多维度剖析
（一）组织架构悬浮与功能定位的模糊
城市社区党组织在行政科层制与群众自治组织之间长期处于“夹心层”。一方面，上级政府将大量行政事务下沉至社区，社区党组织被迫承担过多台账填报、迎检考核等行政职能，导致其天然的群众动员与政治引领功能被边缘化。另一方面，社区党组织与业委会、物业公司、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间缺少清晰的权责边界与协同机制。在实际运转中，党组织往往沦为“会议召集者”或“盖章机构”，在资源配置、利益协调中发挥的实际作用与群众期待之间的落差日渐扩大。这种功能定位的模糊，使得组织力失去了内在的发力支点。
（二）资源获取匮乏与动员手段的陈旧
群众组织力的有效发挥，高度依赖于资源支撑与动员方式的匹配。然而，多数老旧小区和保障房集中区域的社区党组织，普遍面临办公经费紧张、活动场地局限、专职人员薪酬偏低等现实困境。在物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党组织依然大量依赖“发通知、贴告示、拉横幅、摆展台”等传统动员手段，缺乏对数字化社群工具、精细化服务项目、嵌入式文化活动的深度运用。当社区居民的诉求日趋多元化和个性化，而党组织的回应方式仍停留在“泛化号召”阶段，组织覆盖度的“物理在场”就无法转化为影响力与感召力的“心理在场”。
（三）骨干队伍“老化”与能力梯队失衡
当前城市社区党组织班子成员的平均年龄偏高、专业化水平参差、流动性偏大。年轻党员群体在社区中的参与度普遍较低，高学历、会策划、善沟通的复合型骨干严重匮乏。而在职党员“双报到”“社区兼职”等制度安排，在实践中往往流于形式，难以转化为长期、稳定的组织力量。缺乏一支年龄结构合理、能力素养匹配、职业认同感强的骨干团队，任何关于组织力提升的顶层设计都难以在基层找到有效的执行载体。队伍能力的结构性短板，是导致号召力下降的“人”的关键因素。
（四）利益联结薄弱与信任纽带的断裂
“组织力”的核心在于组织成员与组织目标之间的价值认同与利益关联。在传统“单位制”社区，居民对党组织存在基于职业身份与福利分配的强依附关系。而在现代陌生人社区，居民高度原子化，流动性强，公共生活参与意愿低。许多社区居民认为党组织的工作与自身日常生活没有直接关联，感觉不到党组织的“存在感”或“服务获得感”。这种基于情感与利益的弱联结，使得大政方针宣传、社区事务动员、矛盾调解等组织行为往往面临“叫好不叫座”甚至“叫不应”的尴尬局面。在缺乏信任基础的前提下，组织力的发挥自然无从谈起。
三、路径优化：从“有形覆盖”走向“有效引领”
（一）重塑角色定位：从行政执行者回归政治引领者
首先要厘清社区党组织的核心职责边界。应将不合理的行政负担剥离出来，减少重复性、无效性的考核指标，让社区党组织有充分的时间与精力聚焦于群众工作。党组织应回归政治引领与社会服务的双重核心功能，在重大意见征询、公共事务决策、矛盾源头化解、弱势群体帮扶等关键节点发挥主导作用。同时，要探索建立“党建联席会”等制度化平台，将社区内的驻区单位、物业、业委会、商超等力量以一种协商、共建的方式融入党组织的引领框架之内，将“单打独斗”转化为“协同作战”，提升整体组织效能。
（二）创新治理载体：以精准服务和数字化赋能凝聚人心
服务是最好的组织方式。社区党组织应将注意力从“完成任务”转向“解决痛点”。针对“一老一小”、残疾人、失业人员等特定群体，开发家门口的托育、助餐、义诊、技能培训等微服务项目；针对普通青年群体，提供社交联谊、兴趣课堂、创业对接等契合需求的活动。与此同时，应加速社区治理数字化转型，用好微信小程序、居民群、社区公众号等线上阵地，建立“诉求收集—分派响应—反馈评价”的闭环机制。让居民每一次与党组织的互动都变成一次有效的信任积累，从而将“网上流量”转化为“治理威望”。
（三）强化人才梯队：挖掘在地力量与激发内生动力
破解人才困境，不能仅靠上级选派，更要靠“在地生长”。应大力发掘社区内的老党员、退伍军人、热心店主、能人巧匠、退休教师等内源性骨干，将他们吸纳进党支部或志愿服务队，建立“支部委员—楼栋长—党员中心户”的三级动员链条。同时，应当完善社区骨干的激励保障机制，通过荣誉表彰、评议打分、优先推荐、技能提升培训等多种方式，提升其职业荣誉感与社会地位。针对年轻党员，应设定更具吸引力的社区服务积分、实践认证制度，激发其参与基层治理的内在动力，让组织力的队伍基础变得更加牢固广泛。
（四）厚植群众根基：通过细节化互动重建情感共同体
群众组织力的重建，最终要落脚于人与人之间的温暖连接。社区党组织不能只做“大型活动”的组织者，更要做“日常小事”的温暖人。可以通过设立“书记信箱”“微信直通车”“民情恳谈会”与“邻里百家宴”等常态化情感互动载体，逐步消除居民与党组织之间的心理隔阂。在应对突发事件、调解邻里纠纷、维护公共环境等实际事务中，党组织应敢于在场、善于沟通、勤于作为。当居民在困难时第一个想到找社区党组织，组织力就拥有了最坚实的群众底座。
四、结语
社区党组织群众组织力的弱化，折射的是基层治理模式在快速变迁时代所经历的深刻阵痛。解决这一问题，既是党建命题，也是治理命题，更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课题。改进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需要在功能回归、载体创新、人才激活与人心重建等多个维度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唯有让组织体系的根系深入城市最微小的细胞，让党的声音与群众的脉搏同频共振，社区才能真正成为“最后一公里”上最温暖、最坚固的阵地。这也正是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整体水平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