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不仅带来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更对农村精神文化生态提出深层诉求。从“输血式扶贫”到“造血式振兴”,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日益倚重人的主体性重塑。在这一过程中,文化育人的功能愈发凸显——它关乎乡村能否在现代化浪潮中延续文脉、涵养乡风,更关乎数亿农民能否在转型中实现精神的丰盈与价值观的现代化。然而,当前农村文化育人的实践呈现出复杂的多维图景:一方面,政策投入持续加大,文化设施覆盖城乡;另一方面,文化供给与农民真实需求之间的“错位”、传统伦理与现代价值之间的“断裂”等问题依然突出。审视这一现状,不仅要盘点成绩,更需直面困境,从文化育人的本质出发探寻突围之策。
一、物质丰裕背后的文化供给失衡
客观而言,近年来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跨越式进展。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农家书屋、文化广场等硬件设施基本实现行政村全覆盖,送戏下乡、电影放映等流动服务常态化推进。然而,文化育人绝非简单的设施覆盖和活动叠加,其效果往往取决于文化内容与受众认知结构之间的契合程度。当前一个普遍现象是,许多农村地区的文化供给仍沿袭“自上而下”的输送模式,文化活动多以政策宣传、节日汇演为主,形式相对固化,内容与农民日常生活的关联度不高。农家书屋中大量书籍无人问津,文化广场成为晾晒场等现象屡见不鲜。这种失衡本质上是“文化生产”与“文化接受”之间的逻辑断裂——供给端的政策绩效导向与需求端的实用主义逻辑未能有效对接。文化育人若缺乏对在地文化土壤的尊重与激活,就容易沦为浮于表面的文化“装饰”,难以真正转化为滋养人心、化育行为的精神力量。
二、乡村文化主体的“空心化”困境
文化育人的核心在于“人”的在场与参与。然而,伴随城镇化进程加速,农村人口持续外流,留守人群以老人、妇女和儿童为主,青壮年劳动力的长期缺位导致乡村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主体性弱化。从深层来看,文化育人的前提是有人可育、有人愿育。在许多空心化严重的村庄,传统技艺、民俗仪式、地方戏曲等活态文化面临传承断层——老艺人的技艺无人问津,年轻一代对本土文化缺乏认同与兴趣。更为棘手的是,主体缺位还引发了文化育人的“效能衰减”:留守老人固守旧有观念,对现代法治、科技知识接受度有限;留守儿童因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家庭教育中文化涵养功能缺位,学校的主体责任负担过重。这种主体结构的变化,使得文化育人的目标群体碎片化、需求多样化,传统那种“一村一品”式的同质化教育方式显然难以奏效。
三、传统伦理与现代价值的张力调适
农村文化育人面临的一个深层矛盾,是乡土伦理与现代化价值之间的碰撞与融合难题。传统乡村社会以血缘、地缘为纽带,依靠宗族伦理、礼俗规范维持秩序,这种文化基因中既含有孝亲敬老、邻里守望的积极因子,也夹杂着人身依附、等级观念等与现代公民意识相悖的陈旧元素。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文化育人,本质上是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一条既不割裂文脉、又能焕发新生的路径。然而现实中,两种倾向并存:一是“矫枉过正型”,片面强调移风易俗,对传统乡土文化中的合理成分缺乏尊重,导致文化育人失去根基;二是“抱残守缺型”,过度强调“原生态”保护,回避对宗族偏见、性别不平等、非理性消费等陈旧观念的现代化改造。真正的文化育人,应当在传统伦理“仁义礼智信”的内核与现代价值“平等、法治、科学、民主”之间建立过渡桥梁,使农民在文化自觉中完成精神世界的渐进式现代转型。
四、数字化浪潮下的机遇与风险
值得关注的是,移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快速普及,正在深刻重塑文化育人的传播格局。一方面,短视频平台、直播教学、线上文化馆等数字化工具消弭了城乡之间的信息鸿沟,农村青少年得以接触更丰富的文化资源,留守妇女可以通过手机获取技能培训和情感疏导,老年群体也能通过视频了解外部世界。这种“指尖上的文化浸润”极大拓展了育人的时空边界。但另一方面,数字鸿沟并未完全弥合——老年人“数字难民”处境依然存在,部分农民缺乏对网络信息的甄别能力,沉迷低俗娱乐、被虚假信息误导的现象时有发生。更值得警惕的是,算法推荐机制带来的信息茧房效应,可能导致农村受众的视野进一步窄化,陷入同质化的娱乐消费之中。数字化工具如何被赋予“育人”的内涵而非仅仅成为消遣的入口,是当前必须正视的棘手课题。
五、重拾“在地化”与“人本化”的育人逻辑
综观上述现状,农村文化育人要实现从“覆盖”到“浸润”的质变,关键在于回归“在地化”与“人本化”的逻辑起点。所谓在地化,意味着文化供给必须扎根于具体村庄的乡土脉络——挖掘祠堂、庙会、古树、方言中的文化基因,让农民成为文化叙事的主角而非旁观者。例如,贵州黔东南部分地区将非遗传承与乡村旅游结合,使年轻人在经济收益中重拾文化自信;浙江一些村庄推行“村歌计划”“家训上墙”,将抽象的文化理念具象为可参与的生活实践。所谓人本化,则要求文化育人从群体的共性需求转向个体的精准关照——针对留守儿童开展乡土绘本创作和民间故事传讲,针对留守妇女组织非遗手工艺培训与心理健康沙龙,针对老人设置智慧文化终端操作辅导。只有当文化内容真正服务于人的成长需求、价值建构和情感慰藉时,文化育人才可能从政策热词转化为乡村社会的内在活力。
结语:在深耕与守望中完成精神崛起
乡村振兴是物质的振兴,更是人的振兴。文化育人的本质,不是用外来标准对乡土文化进行简单改造,也不是唱叹挽歌式地固守旧传统,而是在尊重乡村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帮助农民建立起面向现代化、适应现代生活但又不失文化根脉的精神架构。这一过程注定漫长而艰巨——它需要政策的持续耐心而非急功近利的数字考核,需要教育者俯身倾听而非居高临下的知识灌输,更需要整个社会对乡村文化价值的重新发现与敬意。当每一位农民都能在传统中汲取养分、在现代中寻找坐标,当破败的老戏台重新传出唱腔、荒芜的祠堂再燃香火、留守儿童学会用画笔描绘故土,我们才能真正说,这一场从根部开始的觉醒已经开始。文化育人,终究是于无声处听惊雷,于细微处见精神的百年大计。